丰子恺：老师有一种严肃的感觉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

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

1914年，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丰子恺结识了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老师李叔同，老师不仅给予他音乐和美术上的启蒙，也在为人处世上为他作了榜样。丰子恺与恩师李叔同的师生情犹如父子般深厚。他曾这样评价他的恩师：“他是一个十分像人的人。”

梁实秋: 他传授的，我至今受用

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上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

徐先生教我许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诉我：“作文忌用过多的虚字。”该转的地方，硬转；该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显着朴拙而有力。他告诉我，文章的起笔最难，要突兀矫健，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才能引人入胜，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语。他又告诉我，说理说至难解难分处，来一个譬喻，则一切纠缠不清的论难都迎刃而解了，何等经济，何等手腕！诸如此类的心得，他传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

——梁实秋《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的启蒙对梁实秋的文学成就影响深厚。徐先生教会他的写作技巧令他收益终身，及至梁实秋成名后仍念念不忘:“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这位老师的教诲。”

季羡林：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董先生是我在济南高中时的国文教员，笔名冬芬。在课堂上，他出作文题目很特别，往往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四个字，意思自然是，我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受约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

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课堂上，我在“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述我回故乡的作文。感情真挚，自不待言。在谋篇布局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殊之处。作文本发下来了，却使我大吃一惊，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页上面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话：“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我真是如拨云雾见青天：“这真是我写的作文吗？”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认。“我为什么没有感到有什么节奏呢？”这也是事实，不容否认。

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却为董先生和盘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

——季羡林《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季羡林是从济南走出的文化大师。1929年他在山东省立高中读书时，遇到一位“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师”。季羡林晚年饱含深情，写下《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一文：“上国文课时，来了一位陌生的教员，个子不高，相貌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一只手似乎还有点毛病，说话绍兴口音颇重，不很容易懂。但是，他的笔名我们却是熟悉的，他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鲁迅先生作序”。

结语：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懵懂青涩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你还记得，那些年，教过自己的老师么？

小贴士：教师节常识

尊师重教是中华传统美德，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就有“弟子事师，敬同于父”的说法。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会议决定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1985年9月10日，成为中国第一个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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