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桃花扇》：借離合之情 寫興亡之感

圖為昆曲《桃花扇》劇照。

　　孔尚任創作的《桃花扇》與洪升創作的《長生殿》被譽為明清傳奇的壓卷之作，也是中國昆曲鼎盛期最后的兩座巔峰。

　　孔尚任，山東曲阜人，字聘之，號東塘，孔子六十四代孫。生於清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卒於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少有匡時濟世之志。康熙帝南巡江南，路過山東，到曲阜祭孔，37歲的孔尚任被舉薦為御前講經，受到賞識，被任命為國子監博士。在京兩年后，他奉命出使淮揚，參入疏治黃河海口工程，歷時4年。4年間足跡遍及揚州、南京等南明王朝的駐蹕地，看到了民間疾苦，目睹了官場黑暗。返京后，他歷時十余年，完成了《桃花扇》這部不朽名著。300余年來，《桃花扇》始終作為昆曲的保留劇目傳承至今，並被改編為話劇、電影搬上舞台和銀幕。作為一部古典名著，它所蘊含的深邃的思想力度、豐富的歷史內容與生動的藝術表達，至今仍閃耀著經典的光輝。

　　其一，深沉的家國情懷。《桃花扇》是描述南明王朝興亡的一部歷史悲劇。身為孔門子孫的孔尚任，目睹明清易代之血雨腥風、生靈涂炭。他雖被清廷籠絡，卻志不得伸，深為明王朝的覆滅而惋惜、痛心。他以藝術的曲筆探尋悲劇的成因，以醒后人。劇中一曲“哀江南”傾訴著作家深沉痛切的家國情懷：“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其二，虛實相生、史戲渾一的創作理念。《桃花扇》是一部嚴謹的歷史正劇，寫的就是剛剛發生不久的國家社稷情狀，亦可視為彼時的現代劇。作家遵循嚴謹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劇中的主要人物、事件皆本諸史實，描繪了一幅波瀾壯闊、回腸蕩氣的歷史畫卷，給今人以真實的歷史認知和啟迪。然而，戲劇藝術不是史料的堆積，要集中、提煉、編織生動的故事情節、戲劇場面，要描畫人物的言談舉止、音容笑貌，就必須發揮作家的想象力，進行剪裁、加工和虛構，准確地處理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辯証關系。《桃花扇》中的某些關節，如史可法的“沉江”、侯朝宗與李香君一同“出家”及李香君的“罵筵”等，顯然是作家根據戲劇情景與人物性格的需要而加以想象的。《桃花扇》的典范意義在於做到了虛實相生，史與戲渾然一體，真實可信，引人入勝。

　　其三，人物性格的多重敘說。《桃花扇》圍繞李香君與侯朝宗的愛情主線狀寫了眾多人物，有名有姓的就有二三十個，呈現一幅駁雜的社會斷面。這些人物有的濃墨重彩，有的稍加點染，但各有不同的面貌神態，各自“面目精神，跳躍紙上，勃勃欲生”。其手法，一是同類人物的對比，如同為妓女的李香君與李貞麗，同為文人的侯朝宗、陳定生、吳次尾，同為將帥的史可法、左良玉……各有不同的音容笑貌、待人處世。二是不將人物單一化、臉譜化，而是多層面地寫出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劇中既濃墨重彩地贊頌了李香君的忠於愛情、忠奸分明，也寫了她對國家大勢的朦朧﹔既寫了侯朝宗不與馬士英、阮大鋮奸黨同流合污，也寫了他的猶豫彷徨﹔既寫了史可法的忠烈，也寫了他對奸黨的忍讓﹔既寫了楊龍友游走於忠奸兩黨之間，左右逢源，也寫了他的尷尬和無奈……寫出了人物的階級屬性、本真人性、先天秉性，寫出了活躍於社會的“真的人”的鮮明性格。

　　其四，精巧縝密的戲劇結構。《桃花扇》通過李侯的聚散哀樂這條主線，將關乎南明王朝興亡的朝野上下的芸芸眾生，縝密有機地編織在一起，有主有次，有詳有略，描畫出一幅生動的社會圖卷。而李侯的愛情又通過一把具象的點染著一朵艷麗桃花的扇子貫穿始終，由第五出的“贈扇題詩”始，到第二十二出的“血濺詩扇”、第二十三出的“寄扇”，直到最后第三十九出的“撕扇”，細針密線，環環相扣，將扇子主人的命運與國家的興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其五，選材與賓白歌詞的雅俗共賞。戲劇是觀眾的藝術，觀眾有的喜俗，有的賞雅，作品亦是，而雅俗共賞是最高的審美層次。《桃花扇》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贏得了最廣泛社會人群的青睞。而劇作的敘說，人物的語言既是個性化的，又是生活化的，是當時社會最普遍的語言表達。歌詞詩化，按腔合律，雖有不少用典，但表敘淺顯易懂。如此，文人學士可從用典中領略深邃的歷史意蘊，而普通觀眾也能明了大意。因之，300多年來，古今觀眾對《桃花扇》鐘情不減，百聽不厭。

　　《 人民日報 》（ 2013年10月10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