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相失“我們仨”（人物）

相濡以沫的錢鍾書與楊絳。 　　資料圖片

“我們仨”全家福。 　　資料圖片

楊絳與人民日報 　　壺公懸挂的一把壺裡，別有天地日月。每一本書——不論小說、戲劇、傳記、游記、日記，以至散文詩詞，都別有天地，別有日月星辰，而且還有生存其間的人物。我們很不必巴巴地趕赴某地，花錢買門票去看些仿造的贗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隻要翻開一頁書，走入真境，遇見真人，就可親親切切地觀賞一番。 　　——《讀書苦樂》 　　版式設計：蔡華偉

楊絳先生走了，人間再無“我們仨”。

先生的一生跨越一個世紀，歷經沉浮滄桑，然而她卻始終以輕盈的姿態來承擔生命的沉重﹔她居於精神的“高處”，卻以“不爭”的品格尋“平處”而居﹔她的文字朴素平實，卻又雋永風趣，哀而不傷，滿載著“走在人生邊上”的智慧、豁達和俏皮。

楊絳先生曾將讀書比作“隱身”的串門兒，不必打招呼求見，也不怕打擾主人。所以，我們選擇將她的文字連綴成報道，以這種“隱身”的方式讀懂先生的一生。

先生生前希望用最簡單的方式安靜地離開這個世界，與另外兩個人團聚。請允許我們用這樣一種方式，表達不舍。

 ——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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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與情

我這一生並不空虛，我活得很充實，也很有意思，因為有我們仨

我這一生並不空虛﹔我活得很充實，也很有意思，因為有我們仨。也可說：我們仨都沒有虛度此生，因為是我們仨。

“我們仨”其實是最平凡不過的。誰家沒有夫妻子女呢？我們這個家，很朴素﹔我們三個人，很單純。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隻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難，鍾書總和我一同承當，困難就不復困難﹔還有個阿瑗相伴相助，不論什麼苦澀艱辛的事，都能變得甜潤。我們稍有一點快樂，也會變得非常快樂。

一九三五年七月，鍾書不足二十五歲，我二十四歲略欠幾天，我們結了婚同到英國牛津求學。我們離家遠出，不復在父母庇蔭之下，都有點戰戰兢兢﹔但有兩人作伴，可相依為命。在牛津，我懷上孩子了。鍾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隻要一個，像你的。”我對於“像我”並不滿意。我要一個像鍾書的女兒。

1938年回國，因日寇侵華，蘇州、無錫都已淪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島。淪陷區生活艱苦，但我們總能自給自足。能自給自足，就是勝利，鍾書雖然遭厄運播弄，卻覺得一家人同甘共苦，勝於別離。他發願說：“從今以后，咱們隻有死別，不再生離。”

我成名比錢鍾書早，我寫的幾個劇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裡被人介紹為“楊絳的丈夫”。但我把錢鍾書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價值。

我最大的功勞是保住了錢鍾書的淘氣和那一團痴氣。這是錢鍾書的最可貴處。他淘氣、天真，加上他過人的智慧，成了現在眾人心目中博學而又風趣的錢鍾書。他的痴氣得到眾多讀者的喜愛。

鍾書曾逗阿瑗玩，說《圍城》裡有個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為真，卻也並不計較。

人世間不會有小說或童話故事那樣的結局：“從此，他們永遠快快活活地一起過日子。”人間沒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

鍾書於一九九四年夏住進醫院。我每天去看他，為他送飯，送菜，送湯湯水水。阿瑗於一九九五年冬住進醫院，在西山腳下。我每晚和她通電話，每星期去看她。但醫院相見，隻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處，我還能做一個聯絡員，經常傳遞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隻剩下了我一人。

鍾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裡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

國與民

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盡管億萬“我們”素不相識，終歸同屬一體，痛痒相關

我們淪陷上海期間，飽經憂患，也見到世態炎涼。我們夫婦常把日常的感受，當做美酒般淺斟低酌，細細品嘗。這種滋味值得品嘗，因為憂患孕育智慧。

鍾書除了在教會大學教課，又增添了兩名拜門學生。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愈來愈艱苦。隻說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我們身陷上海孤島，心向抗戰前線、大后方。當時凡是愛國的知識分子，都抱成團。如我們夫婦，陳西禾，傅雷，宋淇等，經常在生活書店或傅雷家相會，談論國際國內戰爭形勢和前景。我們同自願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作家、文化人涇渭分明，不相往來。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勝利的歡欣很短暫，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謠言滿天飛，人心惶惶。“人心惶惶”時，我們並不惶惶然。

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只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文化，愛祖國的文字，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我們並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我想到解放前夕，許多人惶惶然往國外跑，我們倆為什麼有好幾條路都不肯走呢？思想進步嗎？覺悟高嗎？默存常引柳永的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我們只是舍不得祖國，撇不下“伊”——也就是“咱們”或“我們”。盡管億萬“咱們”或“我們”中人素不相識，終歸同屬一體，痛痒相關，息息相連，都是甩不開的自己的一部分。

我問：“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

他說：“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

文與譯

我只是一個業余作者，全部文章經整理，一半是翻譯，一半是創作

我覺得讀書好比串門兒——“隱身”的串門兒。要參見欽佩的老師或拜謁有名的學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見，也不怕攪擾主人。翻開書面就闖進大門，翻過幾頁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經常去，時刻去，如果不得要領，還可以不辭而別，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對質。

我當初選讀文科，是有志遍讀中外好小說，悟得創作小說的藝術，並助我寫出好小說。但我年近八十，才寫出一部不夠長的長篇小說﹔年過八十，毀去了已寫成的二十章長篇小說，決意不寫小說。因為我生也辰，不是可以創作小說的人。我的全部小說，還在試筆學寫階段。自分此生休矣，隻好自愧有志無成了。我不是專業作家﹔文集裡的全部作品都是隨遇而作。我只是一個業余作者。

早年的幾篇散文和小說，是我在清華上學時課堂上的作業，或在牛津進修時的讀書偶得。回國后在淪陷的上海生活，迫於生計，為家中柴米油鹽，寫了幾個劇本。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先在上海當教師﹔解放戰爭勝利后，我在清華大學當教師，業余寫短篇小說和散文，偶爾翻譯。“洗澡”（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后，我調入文學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寫學術論文﹔寫論文屢犯錯誤，就做翻譯工作，附帶寫少量必要的論文。翻譯工作勤查字典，傷目力，我為了保養眼睛，就“閉著眼睛工作”，寫短篇小說。我在研究和寫學術論文的同時，兼寫小說和散文，還寫了一部長篇小說。1987年退休后，我就隨意寫文章。錢鍾書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遺稿，又翻譯了一部作品，隨事即興，又寫了長長短短各式各樣的散文十來篇。

《堂吉訶德》未經西語編輯審閱，隻我自己校了4遍清樣，於1978年3月出版。9年后我又校訂了一次。我怕我所根據的版本已經陳舊，找了幾個新版本，做了一番校勘工作，發現我原先的版本還是最好的版本。至於我的翻譯，終覺不夠好。最近我又略加修改，但我已年老，隻寄希望於后來的譯者了。

全部文章，經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門別類。一半是翻譯，一半是創作。創作包括戲劇、小說和散文。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刪棄。文章揚人之惡，也刪。因為可惡的行為固然應該“鳴鼓而攻”，但一經揭發，當事者反復掩飾，足証“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還當謹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寫的文章，盡管句句都是大實話，也刪。有“一得”可取，雖屬小文，我也留下了。

生與死

我正站在人生的邊緣邊緣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

我已經走到人生的邊緣邊緣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沒有了”。中外一例，都用這種種詞兒軟化那個不受歡迎而無可避免的“死”字。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規律，誰也逃不過。

我正站在人生的邊緣邊緣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經活了一輩子，人生一世，為的是什麼呢？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

人生實苦。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人世間，人生一世實在是夠苦的。你存心做一個與世無爭的老實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擠你：你大度退讓，人家就侵犯你、損害你。你要保護自己，就不得不時刻防御。你要不與人爭，就得與世無求，同時還要維持實力，准備斗爭。你要和別人和平共處，就先得和他們周旋，還得准備隨處吃虧。

人需要鍛煉。人有優良的品質，又有許多劣根性雜糅在一起，好比一塊頑鐵得在火裡燒、水裡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燒又淬，再加千錘百煉，才能把頑鐵煉成可鑄寶劍的鋼材。黃金也需經過燒煉，去掉雜質，才成純金。人也一樣，我們從憂患中學得智慧，苦痛中煉出美德來。一個人經過不同程度的鍛煉，就獲得不同程度的修養，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搗得愈粹，磨得愈細，香得愈濃烈。諺語：“十磨九難出好人”﹔“人在世上煉，刀在石上磨”﹔“千錘成利器，難為人上人。”修身——鍛煉自身，是做人最要本的要求。

我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往前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淨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隻在自己的小天地裡過平靜的生活。

這個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爐，燒煉出一批又一批品質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質也不相同的靈魂。有關這些靈魂的問題，我能知道什麼？我隻能胡思亂想罷了。我無從問起，也無從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為不知”。我的自問自答，隻可以到此為止了。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備走了。”

（本報記者葛亮亮整理自《楊絳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小傳】

楊季康，筆名楊絳，著名作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1911年7月17日出生於北京，1935年與錢鍾書喜結連理。曾創作《稱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戲人間》等劇本，翻譯了《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等高水平譯作，著有長篇小說《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記》《隱身衣》等。晚年仍筆耕不輟，以90余歲高齡創作了隨筆《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等作品。

《 人民日報 》（ 2016年05月26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