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父子成兄弟》節選

作者：汪曾祺

父親是個很隨和的人，我很少見他發過脾氣，對待子女，從無疾言厲色。他愛孩子，喜歡孩子，愛跟孩子玩，帶著孩子玩。我的姑媽稱他為“孩子頭”。春天，不到清明，他領一群孩子到麥田裡放風箏。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們那裡叫“百腳”)，是用染了色的絹糊的。放風箏的線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結實而輕，這樣風箏可筆直的飛上去，沒有“肚兒”。用胡琴弦放風箏，我還未見過第二人。清明節前，小麥還沒有“起身”，是不怕踐踏的，而且越踏會越長得旺。孩子們在屋裡悶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裡奔跑跳躍，身心都極其暢快。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狀的小塊，再一塊一塊逗攏，接縫處用膠水粘牢，做成小橋、小亭子、八角玲瓏水晶球。橋、亭、球是中空的，裡面養了金鈴子。從外面可以看到金鈴子在裡面自在爬行，振翅鳴叫。他會做各種燈。用淺綠透明的“魚鱗紙”扎了一隻紡織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紅染了色，上深下淺，通草做花瓣，做了一個重瓣荷花燈，真是美極了。用小西瓜(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篤瓜”)上開小口挖淨瓜瓤，在瓜皮上雕鏤出極細的花紋，做成西瓜燈。我們在這些燈裡點了蠟燭，穿街過巷，鄰居的孩子都跟過來看，非常羨慕。

父親對我的學業是關心的，但不強求。我小時了了，國文成績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時得佳評，他就拿出去到處給人看。我的數學不好，他也不責怪，隻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畫畫，我小時也喜歡畫畫， 但他從不指點我。他畫畫時，我在旁邊看，其余時間由我自己亂翻畫譜，瞎抹。我對寫意花卉那時還不太會欣賞，只是畫一些鮮艷的大桃子，或者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瀑布。我小時字寫得不錯，他倒是給我出過一點主意。在我寫過一陣“圭峰碑”和“多寶塔”以后，他建議我寫寫“張猛龍”。這建議是很好的，到現在我寫的字還有“張猛龍”的影響。我初中時愛唱戲，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潤。在家裡，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學有幾個能唱戲的，學校開同樂會，他應我的邀請，到學校去伴奏。幾個同學都只是清唱。有一個姓費的同學借到一頂紗帽，一件藍官衣，扮起來唱“朱砂井”，但是沒有配角，沒有衙役，沒有犯人，只是一個趙廉，搖著馬鞭在台上走了兩圈，唱了一段“郡塢縣在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場。父親那麼大的人陪著幾個孩子玩了一下午，還挺高興。我十七歲初戀，暑假裡，在家寫情書，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幾歲就學會了抽煙喝酒。他喝酒，給我也倒一杯。抽煙，一次抽出兩根，他一根我一根。他還總是先給我點上火。我們的這種關系，他人或以為怪。父親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普通人》節選

作者：梁曉聲

父親一生認真做人，認真做事，連當群眾演員，也認真到可愛的程度。這大概首先與他願意是分不開的。一個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攝影機前走來走去，肯定的是他的一份愉悅。人對自己極反感之事，想要認真也是認真不起來的。這樣解釋，是完全解釋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兒子，如果僅僅得出這樣的解釋，則証明我對自己的父親太缺乏了解了。

我想——“認真”二字，之所以成為父親性格的主要特點，也許更因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幾乎一輩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優秀的獲得過無數次獎狀的建筑工人。

一種幾乎終生的行業，必然鑄成一個明顯的性格特點。建筑師們，是不會將他們設計的藍圖給予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磚瓦灰泥匠們過目的。然而哪一座偉大的宏偉建筑，不是建筑工人們一磚一瓦蓋起來的呢?正是那每一磚每一瓦，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十幾年、幾十年地，培養成了一種認認真真的責任感，一種對未來之大廈矗立的高度的可敬的責任感。他們雖然明知，他們所參與的，不過一磚一瓦之勞，卻甘願通過他們的一磚一瓦之勞，促成別人的冠環之功。

他們的認真乃因為這正是他們的愉悅。

願我們的生活中，對他人之事的認真，並能從中油然引出自己愉悅的品格，發揚光大起來吧。

父親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親曾是一個認真的群眾演員。或者說，父親是一個“本色”的群眾演員。

以我的父親為鏡，我常不免問我自己——在生活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員嗎?我是一個什麼樣的演員呢?就表演藝術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員。就現實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個“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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