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之年 對兒影廠傾注心血

改革開放后，中央工作會議號召全黨全社會都要關心青少年的成長。已經60歲的於藍受命組建北京兒童電影制片廠並成為首任廠長。

談起自己當廠長的經歷，於藍說，“我之前沒做過領導工作，我那時就想把大家都團結起來，把大家的工作都安排好。”於藍認為，作為一個兒童電影制片廠的廠長，必須完全獻身於兒童電影事業。盡管人生已經邁入花甲之年，但她卻讓中國兒童電影升起一輪朝陽。

於藍老師家裡懸挂的照片

於藍回憶，兒影廠成立之初條件非常艱苦。剛成立時，廠房設在北影廠傳達室邊一排楊樹后臨時建造的一排極其簡陋的平房，一些拍攝設備和辦公用具都是於藍向廠家打欠條賒賬借來的。

1983年的冬天，於藍在平房辦公時，“辦公室門后的彈簧斷了，那門瞬間彈了回來，夾到了右手的手指。”我們聽著揪心，她卻輕描淡寫地繼續說著，“到了醫院，醫生說接上斷指康復得20多天。我嫌太長影響工作，就讓他直接縫上傷口算了。”將傷口縫合后，於藍便又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

再艱苦的條件也阻擋不了於藍帶領兒影廠前進的步伐，在於藍任廠長期間，兒影廠給全國人民交出了漂亮的答卷——《四個小伙伴》獲1982年第12屆季福尼國際青少年電影節最佳榮譽獎、共和國總統銀質獎章﹔《應聲阿哥》獲文化部1982年優秀影片獎兒童故事片獎﹔《少年彭德懷》獲1986年第6屆“金雞獎”最佳兒童片獎……

於藍及其帶領的兒影廠如同路燈一般照亮了兒童電影前進的道路，經過了徹夜的努力，才無愧地領受一縷晨光的撫慰。

雖然獲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但於藍並不滿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電影事業獲得了長遠的發展和進步，但相較於其他類型電影的百花齊放，兒童片的發展就相形見絀了。

“那時候一到‘六一’兒童節，我這心裡就愧得慌，拿不出好片子給孩子們賀節。”直到今天，我們和她談起當時兒影廠所獲得的成績時，於藍仍有些自責。她給我們簡單算了一下，當時中國一年拍攝了八十多部故事片，其中隻有三部是兒童片，“我是兒童電影的頭頭，卻不能給孩子們送去豐富多彩的兒童片。我愧對三億兒童。”

從未停歇 為兒童電影奔走呼號

除了全心全力地為少年兒童呈現佳作之外，於藍在呼吁國家和社會關心兒童電影發展、為兒童電影制造良好的成長環境等方面，也從未停止過她忙碌的腳步。

在兒影廠成立五周年之際，於藍聯合中國影協發起成立了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協會，設立了中國電影童牛獎，以獎勵優秀兒童少年影片、表彰取得優秀成績的兒童少年電影工作者，“兒童電影有了向心力，不再是散兵游勇。”於藍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提交了關於發展中國兒童電影事業和前景展望的提案。1994年，於藍還曾撰文呼吁“救救兒童電影”。

如今，談起兒童電影的發展，於藍仍有些無奈，“我希望國家的相關部門，認認真真地、有實效地去解決與推動兒童電影的發展。”

“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我們隻有拍出更多更好符合兒童特點的影片，才能滿足兒童求知欲望，才能激發兒童豐富的想象力。”已經98歲高齡的於藍，仍時不時地奔走在宣傳兒童電影的第一線，就在今年四月，她還出席了北京國際兒童電影周。這位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最喜歡做的還是給兒童“抬抬轎子”。

雖然兒童電影事業發展的道路並不平坦，但於藍仍充滿著期待：“不管怎麼說，還是會有人為兒童片努力，盡管有這麼多的困難，我相信終歸會出現好影片，能夠得到孩子們的喜歡。”

“你們別叫我藝術家。”當我們用“表演藝術家”來稱呼她時，她擺擺手，語重心長道，“我就是一個文藝工作者，干了一輩子的文藝工作。”

無論是銀幕上的“周蓮”“江姐”，還是轉到幕后為兒童電影盡心竭力的兒影廠廠長，作為“文藝工作者”的於藍將她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電影事業。歲月荏苒，光陰如歌，於藍的老朋友秦怡在她90歲的時候寫下了這樣的祝壽詞，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於藍的一生：

“紅心塑造英雄，真情培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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