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說：“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不僅源自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源自我們的文化積澱和精神信仰，更源自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產生的一切優秀文藝作品，以及創作這些作品的德藝雙馨的文化大家。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正值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懷揣對優秀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敬畏之心，人民網推出融媒體文藝欄目《見証人丨致敬改革開放40年·文化大家講述親歷》，邀請改革開放40年以來當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藝術大家，分享其求藝之路的藝術探索與思想感悟，呈上對改革開放40年文藝發展最具詩意的表達，通過有情感、有溫度、有底蘊的人物呈現，彰顯藝術作品的時代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本期節目帶您走近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她扎根大漠逾五十載，潛心石窟考古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樊錦詩引進先進理念和技術，為莫高窟文物藝術的保護與傳承作出突出貢獻。

冬日的北京陽光和煦、空氣清冽。在人民網會客室，我們見到了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她此次來京，是為參加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作為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樊錦詩獲得了由黨中央、國務院授予的改革先鋒稱號。華發如雪、身材清瘦的樊錦詩已經年至八十，但隻要說起敦煌，我們仍能感受到她扎根大漠逾五十年從未褪色的熱忱與活力。

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座名為“青春”的雕像佇立其中——一位短發少女拿著草帽，身體微微前傾，邁出去的步伐彰顯著年輕人獨有的意氣風發。而“青春”的原型，便是如今已滿頭銀絲的樊錦詩。敦，大也﹔煌，盛也。自1963年從大學畢業后，樊錦詩扎根風沙之中的敦煌，五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守護著這座舉世聞名的文化遺產。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記者專訪樊錦詩，聆聽“敦煌女兒”半個世紀以來的執著與真誠。

“對敦煌的了解越深，就對它越發熱愛”

記者：1962年，還在讀大學的您前往敦煌實習，由此與敦煌結緣，並最終將自己的一生與敦煌聯系在了一起。敦煌給您留下了怎樣的第一印象？

樊錦詩：大學的課程裡面有石窟相關的內容，我對敦煌的理解僅僅是紙上談兵，因此急切地希望能親自去領略敦煌的美景。作為一名學生，沒有社會經驗，想當然地認為敦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敦煌的石窟這麼美，研究人員也應該風度翩翩、房子也應該窗明幾淨。

到實地之后，我和同學都被瑰麗的洞窟藝術深深地震撼了，從一個洞窟到另一個洞窟，裡面的壁畫、彩塑等藝術品琳琅滿目。我們雖然去過相關的博物館，但像這樣的石窟藝術卻是第一次見，其魅力之大使我們完全忘記了外部世界，仿佛置身於童話之中。

洞窟裡面極美，但研究環境卻極差。離開洞窟時，沒有棧道、沒有樓梯，我們隻能膽戰心驚地走靠在一根長木頭的左右兩側分別插入短木條的“蜈蚣梯”。住的房子是泥塊搭建的，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而且，敦煌交通不便，信息傳播的速度也極慢，收到的報紙日期都是一個禮拜甚至十天之前。因此當我們得知像常書鴻先生、段文杰先生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已經堅守了十幾年的時候，都有些難以置信。

記者：您在大學畢業后正式前往敦煌工作，並且一待就是逾半個世紀。在已經親身體驗過敦煌環境之艱苦后，為什麼仍然選擇了堅守敦煌？

樊錦詩：畢業后我被分配去敦煌，其實是符合我所學專業的。第一次親身前往敦煌后，石窟藝術的博大精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學校的學習以及當時實習的經歷也讓我對敦煌有了較為膚淺的初步了解。

做出這個選擇其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敦煌越久，越深入地接觸它之后，就越發地感嘆敦煌藝術真的博大無邊、深不及底，仿佛有一種很強的磁力，牢牢地把人吸引住。對敦煌的了解越深，就會對它越發熱愛。不光是我一個人，我的許多前輩一開始也只是想看看敦煌，誰知道這一看，就離不開它了，而且待的越久就越離不開它。

年輕時的樊錦詩和彭金章

記者：在敦煌工作了二十余年后，您的愛人彭金章先生也決定與您一同扎根敦煌，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您是怎樣的心情？

樊錦詩：畢業分配的時候，我被分配去了敦煌，當時還是我未婚夫的老彭在武漢。學校當時讓我先去，有新一批的畢業生之后再把我替換出來。所以我心裡也沒有雜念，既然國家需要，自然義不容辭。但是后來由於種種原因，我在敦煌越待越久，對敦煌的感情也就越來越深。而且我腦海裡一直有著這樣的念頭：我在敦煌沒做什麼，難道就這麼走了？作為考古專業的學生，我自然非常希望能為敦煌做些貢獻。

改革開放后，敦煌研究所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軌，此時我和我的先生都已經有了自己的事業，一邊是工作，一邊是家庭，這讓我非常糾結。1986年，在我和我先生結婚的第19個年頭，這個問題終於解決了——我先生了解我，知道我對敦煌的感情，最后他決定隨我扎根敦煌。這意味著他要舍棄自己在武漢的事業，我心裡也不好受，隻希望他在敦煌也能有所建樹。到了敦煌之后，他確實做出了一番成績，這讓我也覺得安心。

“改革開放帶來了敦煌學研究的春天”

記者：1978年，改革開放的時代春風也逐漸吹到了敦煌。您認為改革開放給敦煌莫高窟帶來了哪些影響？

樊錦詩：敦煌莫高窟從開窟至今已經1652年了。在16世紀中葉，隨著陸上絲綢之路衰落，嘉峪關封關，莫高窟因長期無人管理而被荒廢遺棄，任人偷盜破壞，神聖的藝術殿堂幾成廢墟。直到1944年“國立敦煌研究所”成立之后，才重新得到保護和管理。以常書鴻先生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身赴大漠戈壁，初創基業。經過幾代莫高窟人的堅守、探索、奮斗、前進，薪火相傳之下，敦煌莫高窟有了嶄新的面貌。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來到莫高窟視察，主動向我們詢問有什麼困難，並指示有關部門將其解決。改革開放初期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規模雖小，任務卻重。在黨和國家的關心之下，甘肅省委省政府決定擴建擴編、匯聚人才、改善條件。隨著工作環境越來越好、加之1987年莫高窟申遺成功，敦煌文物的保護、敦煌文化的研究可以說是芝麻開花節節高，直到今天都一直在往上走，越來越興旺發達。

敦煌莫高窟一五四窟內景

記者：您曾說，中國敦煌學的真正發展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您認為改革開放給中國敦煌學的發展起到了怎樣的推動作用？

樊錦詩：敦煌學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人文學科，石窟的壁畫、藏經洞裡的文獻都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不但會涉及藝術知識，還會涉及歷史、民族以及宗教等多個學科。在改革開放之前，敦煌學的研究也在進行，但更多地是壁畫的臨摹。壁畫臨摹的黃金時期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一段時間，很多大幅的壁畫都被臨摹了出來，其成果既可以當成是資料，也可以在國內外展出。

如果說到真正的研究工作，那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科研的氛圍變好了，大家科研的熱情日益高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敦煌學研究的春天。在改革開放期間，我們也積極展開對外交流，我國與日本合著的《中國石窟》名噪一時﹔而在破譯一些文獻中非漢文的文字時，國外的專家也會更有優勢。

但總的來說，目前中國是敦煌學的研究機構最多、研究人員最多、研究成果最豐碩的國家。國外的敦煌學研究也曾顯赫一時，但現在已有些走下坡路的跡象。而中國在敦煌學研究上仍保持著發展的趨勢，並且培養了很多年輕人。

1998年，樊錦詩（左四）與外國學者探討壁畫保護方案

記者：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您逐漸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敦煌事業的管理之中。1998年，您成為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長，當時有著怎樣的感受？

樊錦詩：敦煌莫高窟符合世界文化遺產評定的全部六條標准，這在世界范圍內非常少見。其藝術之博大精深也讓它在世界遺產中獨樹一幟。因此，當上敦煌研究院院長后，我深知自己肩上擔子的重量。管理並不是不需要學問，反而需要了解更廣闊的學科，面面俱到。而且沒有管理作保障，保護、研究、弘揚都做不好。我從副所長一直到院長，前后將近四十年，是改革開放給了我這個機遇。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國家的好政策、沒有前輩的栽培和幫助、沒有職工的支持，我一個人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無能為力。

記者：在您擔任院長期間，敦煌事業的發展取得了哪些顯著的成果？

樊錦詩：幾十年來，在全體職工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取得了不小的進步。首先，我們在法律法規層面對保護工作進行規范。我們在國家已有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吸收世界文化遺產的理念，並結合本地實際情況，推動了《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和《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2006—2025)》的頒布實施，對莫高窟價值及其本體和環境的保護、保存、利用、管理和研究進行了系統、全面、科學的評估，制定了總體規劃的目標、原則和實施細則。

其次，我們建立起了壁畫保護的科學技術體系。壁畫的保護要從最基礎的地方開始研究——壁畫的泥巴的成分、草的種類、顏料的元素等等，在將基礎問題搞清楚后，再分析形成病害的原因機理，最后才能根據不同的病害情況，採用相應修復技術和工藝。敦煌莫高窟至今已經超過1600年了，將洞窟的保護工作做好是我們的唯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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