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的北京，当我与同事走进某医院的老年病房时，何兆武正躺在病床上看书。见到我们来看望他，老人很快乐也很惊讶。尽管我一再解释，曾于某年某月登门拜访，后来还写了一篇采访文章、邮寄了样报，但老人终归还是拍拍额头，笑道：记不起来了，我这脑袋，不记事了。
何兆武今年九十有二。两年前，在他九十大寿前夕，人民日报“足音”栏目曾发过一篇写他的文章。那时候，一场小感冒却让他住进了医院。那篇文章写道，住院的何兆武，每天做的一件事就是躺在病床上读《资治通鉴》。我此次来访，特意留心了一下，想看看他如今在读些什么书。还是《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的，字是竖排的，封面都泛黄了。
12月11日，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纪念《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30年的座谈会即将召开。离会议召开还有半小时， 作为该法律的起草者之一，92岁的谢辰生已安静地坐在位置上，仔细翻阅着自己写的长达七页的发言稿。不出所料，所谈内容又是充满忧虑：《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几种错误倾向》，一如此前“足音”大标题所言：《谢辰生，“直言”与“直书”》。谢老穿了一件中式棉衣，脸颊清瘦，不断地有人上前与他打招呼、合影，谢老一次次微笑着站起来、坐下，再站起来、再坐下……
虽已年逾九旬，为文物保护而奔波依然是他的常态：刚从安徽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就忙着去上海，紧接着马不停蹄地去新疆……退休快20年了，除了前两年生大病不得不在医院待着，谢老的足迹遍布中国文物保护的现场。
上海的冬天雨多，敲了两下门，雨声几乎遮盖了敲门声，正在犹豫是不是打个电话，里弄的铁门“吱呀”一声开了，抬头看，二楼逼仄的楼梯间候着的那位认真、风趣、灵活的老爷子正是贺友直先生！
端着老爷子亲手为我沏的普洱茶，隔着一张旧时年间的饭桌（据说也是每天画画的书案），眼前这位阅历过将近一个世纪人事变迁、额头几乎不见皱纹、情感温润细腻的老人，无疑是一个艺术生命的奇迹。住了56年的斗室清雅有致，窗外的汽车喇叭声和隔壁邻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这些几十年的声音、人、环境是吸引老爷子的“磁场”。“我专画小东西。人家都说贺友直聪明，我的聪明在于我定位清楚。我一画连环画就聪明，画别的纯艺术的东西，脑子就空了。”
拜访王尧的那天特别冷，堪比往年的三九天。出中央民族大学西门，过古刹法华寺，虬枝朝天的枯树旁一幢黄色高楼，便是王老的住处。王先生让进如约而至的我们，好像招待熟识的门下弟子，两杯温热的红茶立刻驱走了访客身上的寒意，主人一口乡音不改的苏北话，始终不离藏文化。
听到我们对藏学感兴趣，老人家如遇知音，从他的藏学启蒙老师于道泉先生的家世以及他由于为访华的泰戈尔担任翻译，偶然走上学术之路，一直讲到自己如何跟从于道泉先生研习藏学、与藏族同胞情同手足的交往。眼前的王老已85岁，用他自己的话说，已至“人生晚境”，虽然行动起来略显不便，但仍是有空就去参加有关藏学的活动。
退休后在中国大大小小的乡村跑了20多年的陈志华先生，这一个半月来，因为腰出了问题，不仅不能下乡，连楼都下得少了。他在沙发上慢慢地“出溜”下去，上半身几乎平躺，两肩抵住沙发背，两脚支地，歉疚地解释：“我只能这么不礼貌地‘坐’了。”
去医院是一件让他头疼的事，别的不说，打车太难。今年年初为了参加同学会，在寒风中苦等几个小时也没打上车的事，给这位八旬老人留下了不小的“阴影”，以至于聊天中问及新一年的计划，老人嘟囔着：“不计划别的，只发愁明年的同学会怎么去，哪里打得到车。”跟他聊起上次我们刊登的写他的“足音”，很自然地，话题转到了乡土建筑保护。说到激动处，陈老顾不得腰伤直着坐起来。
每次走进这个院子，时间就慢了下来。迎着细细的雪花，我再度来到首都剧场身后的北京人艺办公楼。
大楼三层北侧的这间屋子敞开着，主人不在，我这个客人径直走了进去。好鸟鸣随意，幽花落自然——书桌上的字帖被主人定格在心仪的字句；堆放着光碟和播放设备的另一张桌上，则来了“新朋友”：戏剧家彼得·布鲁克舞台剧的光盘。前不久，他的戏终于首次来到中国内地，实现了林兆华和他的约定：20年中，两人三次见面，林兆华三度邀约。最引人注意的，是桌上近三尺高的林兆华青铜雕像，雕像底座上刻着“中国小剧场戏剧开拓者”，旁边是北京人艺颁发的纪念奖杯。3个月前，戏剧界为此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林兆华正是这戏剧土地上耕耘不辍的垦荒者。
一阵清脆的京胡和急促的锣鼓声里，只见后台“出将”的布帘一挑，闪出个花脸大汉来，灿烂的灯光下，他宽厚洪亮的嗓音将戏词演唱得气势恢弘，慷慨悲壮——剧场立刻热了起来。
最近没有见着尚长荣，不过我知道，他始终奔波在剧场内外。他的爽朗的笑，他的高门大嗓，他的为了方便演出一直剃光的头，在我心里早已成为一道风景。我还知道，刚在上海唱罢，他又要去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场了。虽已72岁，尚长荣至今仍是舞台上押“大轴”的人。京剧的“花脸”其实是个很吃亏的行当。台上八面威风，志得意满；可台下洗净铅华、素面朝天时，即便穿行在人堆里，也没几人识得真颜。尚长荣也不例外。别看他是闻名中外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最负盛名的京剧“花脸”，中国首位戏剧梅花大奖得主——他在人群中的陌生化效果并没因此而改变。
依然是那口陕西话，朴实真诚，这就是作家陈忠实。2012年岁末，陈忠实像往常一样，待在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陈忠实工作室”——一套普通的住宅里，静静地读书和写作。在充满浓郁陕西风味的方言中，娓娓道来一个作家对于写作、对于生活的理解，缓缓的话语就像白鹿原的黄土地一样平实。
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陈忠实一直在读书和写作。每天早上8点半之前到工作室来，晚上6点离开。所读的书里不少是作家朋友的作品，“读他们的书对我而言受益也很大。每个作家对生活体验的角度不一样。”陈忠实说。
距离台北双溪公园不远，有一座中影文化城。冬季湿漉漉的空气，为这里“古早”味的茶楼、碉堡和城门蒙上一层氤氲的神色。夕阳西斜，城里的热闹胜过了城外，十天来“砰砰磅磅”的敲打声，催促一座唐代风格的大殿“破土而出”。“明天我们就要开机喽！”这座城的老友、导演侯孝贤，抚摸着敦实的大殿立柱，谦和温暖的笑容弥散开来。
距离上一部电影7年了，这一回侯孝贤选择了投资9000万人民币，三地取景的大制作《聂隐娘》。他会让武侠世界更富诗意吗？谜底正随时间的流逝慢慢浮现——不久前他们在内地完成武当山、随州等地的外景拍摄，如今又在台湾搭建大殿和将军府两处内景，依照历史记载，以实木为材质、一榫一卯地复原唐代建筑。这位台湾电影新浪潮的践行者，坚持不让生活沾染片场的风尘。
李雪健的电话一直关机，这是他在片场的一个信号。冰冷的忙音，像一颗颗加速度的子弹，让关注他的人担心。上次见到他，还是七月溽热的夏日，窗外是火辣辣的夕阳，窗内的他，披着外衣，蜷缩在沙发的一角，静若处子。而今，他可安好？
这几个月，偶尔接到他发来的短信，从车墩，从横店，从怀柔，从无锡，他很忙、很累、很紧张，“每天吃盒饭，黑白颠倒，作息没有规律，没有时间进城转转——影视基地就是全部的生活。”他写道，短促的字句中有坚韧，也有骄傲。在工作中，他几乎与外界隔绝，也似乎已经忘记自己的身体，忘记那个躲在暗处、不时纠缠他的魔鬼。他像一朵痴情的向日葵，注视着太阳，膜拜着太阳，拼命地生长，准备奉献一切，日出而作，日落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