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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朝阳区孙河乡的苇沟是片不起眼的小地方，出了村，对面是在建的一大片别墅，“何时拆迁”已成村民们的问候语。
历史上苇沟水网密集，是进京重要通道，富甲一方，五虎棍、响鞭在京城花会中威名赫赫，然而，随着各家都是独生子女，年轻人大量进城，传统已渐行渐远。想当年，五虎棍全打下来需几个小时，要打折一大抱白蜡杆，如今，75套已残缺不全，剩下的只能靠老人们的记忆来拼凑了。
像许多传统与未来激烈碰撞中的村落一样，苇沟人也有些困惑，他们既向往明天，又惋惜过去。
这里依然顽强地保留着村里人自己组织的花会，虽然只是大年初七上午几个小时的表演，可许多节目在城里已看不到了。比如中幡的“过梁”，把几十斤重的中幡用脚踢起来，靠鼻梁接住，稍差半分，便会幡倒人伤。
这么高难的节目，就在广场上观众的包围中表演，只有站在叫好的人群中，你才能体会到那份实实在在的紧张、惊喜与参与。而这，就是传说中的年味吧？当城里人只能在报纸、电视里过年，例行公事地想起“二十三，糖瓜粘……”时，这里保留下鲜活的民俗。
民俗，一定要走进博物馆吗？一定要变成呆板的仪式吗？一定要在规矩的“围城”中传承吗？在苇沟庙会的背后，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为此，《北京晨报》专访了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民俗学专家高巍。
民俗不应成为教条
北京晨报：春节已过，可以想见，明年春节时又会有一大批民俗专家出现在媒体上，重复一遍今年讲过的东西，这种嘴上的民俗意义何在？
高巍：这确实是个问题，现代人是在电视、报纸上过春节，民俗本是从人们生活积淀产生出来的，而非几个教条，更没有什么“正规”、“规范”之说。这是很尴尬的局面：一边是媒体连篇累牍，教人们怎么过节，另一边却是最新统计结果，50%的人明年不打算去庙会，75%的人认为庙会就是商业推销。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落差？
高巍：说明在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对接上出现了问题，并非有机联系。所以年轻人只好玩邪的，追捧《忐忑》这样的“神曲”，而老年人则沉醉于翻旧账，大家各过各的，自然也就没年味了。
我认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失误。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缺乏基本认识，不知道它真正宝贵的地方是什么；另一方面，对时尚的东西又不肯正视，只看到它离心的一面，迟迟不肯接纳。两边都不接地气，让民俗变成了空洞的说教。我觉得，这样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很危险，不应继续下去了。
吸引力究竟是什么
北京晨报：民俗本应是鲜活的，为什么会失去了吸引力？
高巍：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民俗对现代人是否有吸引力，与中国对世界是否有吸引力，与北京对外地人是否有吸引力，在内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那就是你究竟创造了什么。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人的地位，并非其经济地位，关键要看其文化、精神和理念。传统中国文化为什么有吸引力？就是因为她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比如道家的“和文化”，比如敬畏天地、感恩精神等。
北京晨报：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下，爱国主义是否也构成了这样的吸引力？
高巍：确实如此，但对爱国主义不能狭义地去理解，不能将其浅薄化。爱国主义还应包括更普遍性的一些东西，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我们延续了数千年的民族精神，即坚忍不拔、胸怀宽广，这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许多东西不要概念化，要避免虚无缥缈的误区，孙中山先生当年谈爱国主义，就是把民生、民权等放在一起来论述的。
高巍：文化要繁荣，关键在开明
概念化源于生搬硬套
北京晨报： 民俗成了教条，原因何在？
高巍：源于生搬硬套，把它当成招牌用，将其硬性地套入斗争哲学中，背离了我们传统的“和文化”的语境，这怎么可能有明天呢？斗争哲学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我们的文化环境不一样。
北京晨报： 怎样才能走出这样的困境？
高巍：主要靠两种办法，要么放手让民间去办，回归民俗原本的自由、自发状态，比如传统花会，曾经形成了一套自主发展的模式；要么将其视为民生保障，政府来埋单，今天生活水平提高了，民生保障不能还停留在温饱层面，应更多关注人民基本文化生活权利。如果两方面都缺乏作为，就会像一些庙会那样完全商业化，变成假冒伪劣的销售平台。
北京晨报： 今天许多庙会确实只剩下小摊了。
高巍：其实也有一些花会表演，可大家很难看到。加上摊位费太高，大家只好都卖烤羊肉串，因为利润高，有特色的东西反而挤不进庙会，商业排挤文化，说明一些该花的钱我们没有花。
有了既得利益就难改
北京晨报： 作为民俗专家，您为什么不早点提意见呢？
高巍：我们缺乏表达意见的机会。一些庙会当年还是有活力的，现在赚钱了，其改变的内部动力也就失去了。年年假冒伪劣，还是那么多游人去，人家为什么要改？
北京晨报： 是不是工商部门加强监管，会好一点？
高巍：这也不是根本办法，还是要靠政府投入，既然文化生活已成今天民生的重点，那么，理应用纳税人的钱来扶持，把它当成公益项目做，为大家营造出年味来。打个简单比方，春节是否放鞭炮，一些人认为这会加大污染，一些人觉得这能烘托气氛，大家争不出个结果来，如果公共部门组织大家集体燃放，或举办烟花表演，既控制了污染，又能让大家满足，岂不两全其美？这说明，在丰富公众文化生活方面，公共机构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民俗不应论新老
北京晨报： 庙会衰落，让人担忧传统民俗的未来。
高巍：没必要担忧，要相信民间的创造力，只要发挥出来，完全可以形成新的民俗，它更符合当下人们的需要。一味讲老传统，表面看原汁原味，却忽略了年轻人的需求，这是无法持续的。失掉传统不等于没有好的未来，不论怎样追溯，过去的东西也不可能再回来了，不如脚踏实地建设好新民俗。
北京晨报：大家怀念老的，也许是因为新的总也建设不起来，或者建设出来不够好。
高巍：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新的建设不起来？因为只要有点空间，必然就有人把着，民间的创造力发挥不出来，只能走老套子，只能重复僵化的东西。今天我们鼓励社会建设，可在一些基层，却被理解成应急方案，不是鼓励人们积极参与，而是防备你捅娄子，这个心态不改变，新民俗很难扎根。
参与是民俗的生命线
北京晨报： 我今年看了一些村民庙会，虽然很简单，可许多老北京传统节目在城里的庙会里却没有，这是为什么？
高巍：因为有的庙会组织者更喜欢外地花会。外地一档会来了，演完就走，给五千人家肯返两千回扣，而且没人知道，本地人就不行，容易走漏风声。如今一些庙会只请外地的会，且越远的地方越好，都是只请一年，不找熟脸，北京本地花会反而进不去北京的庙会，好节目只有到村民庙会来演。
北京晨报： 苇沟庙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节目过去也看过，可都是在舞台上表演，觉得与己无关，所以也不担心演员的安危，演得再好，也觉得是应该的，没有在广场上参与感强。
高巍：其实这就是民俗的魅力所在，如果你再能下场跑两圈旱船，感受就更不一样了，明年你更盼着参加庙会，传统花会的参与者本来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大家都当成是自己的事，这个吸引力无法用语言描绘。就像听演唱会，明星唱得再好，重复几遍你就烦了，可你自己卡拉OK，多少遍你都不烦，让大家充分参与进来，民俗才有活力。
艺术家与领导在拔高民俗
北京晨报： 也许，领导们也站在观众里喊喊好，就知道如何办好庙会，如何扶持民俗了？
高巍：是这样，我们的艺术家与领导有一种误会，总想拔高、升华民俗，觉得这玩意儿太土，想赋予它更高雅的内涵，以教化群众。很多民歌被收集起来，改了词，果然又纯洁又崇高，可老百姓就是不爱唱。总坐在桌子边看民俗，和站在人堆中看民俗，感觉完全不同。长此以往，他们就越来越理解不了老百姓们的想法。
古代要求县官“观民风”，其实很聪明。当时行政能力差，县官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先了解地方风俗，因势利导，不像现在钱多了，什么都想用钱砸，可靠几个保安就能管理好社会吗？我认为，让大家都去发展自己的喜好，才能安定祥和。
北京晨报： 韩国鸟叔其实也是民间粗鄙的东西，可人家就敢往外拿。
高巍：就是。我们出个赵本山，却动辄得咎，赵本山说他只敢讽刺乡长，到县长就不敢了，这样创造力怎么发挥出来？文化要繁荣，关键在开明，不要担心民间文化的粗鄙，生活本来就不那么纯，太纯了，也就活不下去了。
现代人要向民俗学智慧
北京晨报： 20年前，今天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为什么如今却这么纠结？
高巍：因为经济多元化了，要求管理也多元化，这就像车的两个轮子，一个跑太快，另一个必须要跟上，如果总滞后，就很危险。最危险的局面是，大家都不想努力了，觉得谁也没招，走到哪儿算哪儿。我觉得，还是理论层面不突破，实践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推不动的情况。
北京晨报： 面对这样的困境，该怎么解决呢？
高巍：我搞了这么多年民俗，越来越觉得现代人应从中学习前人的智慧。古人最善于把价值的东西融入到生活的实际需要中，比如春节的年夜饭，它建立在人们的美食需求之上，却嫁接上亲情沟通、慎终追远的价值，这就比人为制造出一个对立面要好得多。今天我们与其从外部找智慧，不如更多从传统中寻找灵感。
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一切从实践出发，不要再争论应继承什么不继承什么了，坐在那里抱怨年味淡了，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争了那么多年如何保护四合院，瑞典人却用四合院“中轴贯穿、两边对称”的理念建了一个小区，从而将四合院的灵魂在现代社会中保留了下来，这种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高巍：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民俗学专家。(陈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