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任院长任鸣:人艺不应该只追求高票房【3】

2015年01月27日10:18  来源:北京青年报
 
原标题:第四任院长任鸣:人艺不应该只追求高票房

  B组之殇:我能理解观众看完B组后

  可能不满足,但剧院必须这么做

  北青报:杨立新、冯远征今年都将有导演新作问世,虽然您也说“演而优则导”是人艺的传统,但这样的“跨界”与人艺盛年导演的缺失有关吗?

  任鸣:人艺历来有这样的传统,刁光覃、蓝天野、苏民、顾威等原来都是优秀演员,后来皆以导演身份为剧院导了很多戏。演员转行导演的优势是重视表演,对表演的要求高,这是一个应该继承的好传统。杨立新和冯远征首先是好演员,另外他们对导演也有兴趣,他们这些人其实不缺表演的机会,但兼顾导演可以让人艺的导演风格更丰富。人艺现在的导演大都是学院派,其实不单单只是学院派可以做导演,张艺谋、顾长卫都是如此,国外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开辟了这条路之后,只要有兴趣、有才华的演员都可以来尝试也未尝不可。这是从大局考虑,我希望人艺是一个好的平台,只要是有才华的人,都可以在此充分展现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这也是人艺的责任。

  北青报:人艺的“中生代”,比如濮存昕、杨立新、宋丹丹等人都已面临退休,虽仍有何冰、吴刚、王斑等人支撑舞台,但新的舞台中坚尚未形成,对此剧院有长远的规划吗?

  任鸣:跨年演出的《我爱桃花》就有一位非常年轻的演员、去年才进入剧院的王佳骏接演了于震的角色。从剧院的角度,当然如何增加演员收入是很重要的一块,可为他们提供机会或许更重要,要让年轻人觉得这个事业可以有施展的空间。作为一个剧院,出人跟出戏同样重要。但人才如何培养,天天办培训班肯定不行,必须要让他们登台,给他们机会。包括青年演员中的班赞,他对小剧场导演有兴趣,今年就给他机会。当年于是之、刘锦云他们培养我,就是有外国导演来排戏,无论是《海鸥》还是《哗变》,都让我做副导演,甚至让连职称都没有的我进入艺委会,年纪小小就有参与和担当意识。正是这些做法让我受益良多,我也希望将其延续下去。当然有些体制问题改变不了,但能做的我们一定要做好。

  北青报:固然应该给年轻人机会,但《小井胡同》的演出,就有观众走出剧场后说这戏的演出效果低于舆论造势,实际上他看的是B组。对于观众而言,演出效果才是王道,至于剧院的考虑可能都是弦外之音。

  任鸣:一定要给年轻人机会,你永远不让他演,他永远没有机会,人不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吗?就像运动员,他可能输了这场比赛,但这也是一个积累,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我能理解观众看完B组后可能不满足,但剧院必须这么做,并且一直是这么做的。观众看B组,其实看的是人艺的未来,我们会在售票时告诉观众哪场是谁演。当然这也需要我们再研究,如何既培养了年轻演员,又不影响演出质量。

  北青报:您自己当年独立执导的处女作成功吗?

  任鸣:幸运的是我自己独立执导的第一个戏是苏联的《回归》,那是1991年,虽然演出场次不多,但饰演老太太的宋丹丹获了“梅花奖”。这当然不是我的功劳,是丹丹本身很优秀。后来虽然我的戏中冯远征、王斑都得了“梅花奖”,但《回归》中丹丹的获奖给我的触动和激励最大。

  剧院招新:人艺缺大青衣,但这可遇不可求

  北青报:人艺青年演员中的王雷、于震、谷智鑫等人的影视片酬其实已经超过了人艺中生代的这些艺术家,不是剧院子弟,也非学员班培养,如何能让他们像濮存昕这代演员那样,无条件地撑起剧院舞台?

  任鸣: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在进影视前都演了大量的舞台剧,都有一种人艺人的荣誉感。去年王雷在繁忙的档期中出演了《理发馆》,他是非常珍惜人艺名分的,他们对剧院也是有责任感的。虽然很忙,但不管外面片酬有多高,人艺是他们事业起步的地方,哪怕酬劳与影视抗衡不了,但这份情感最可贵。

  北青报:眼下人艺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演员招选,您本人也是从多年前开始就年年参与,人艺对新人的选择有自己特别的标准吗?

  任鸣:人艺在挑选演员时确实有自己的标准,我们不是全招漂亮的,一水儿的小生,我们注重的是表演的潜力。另外台词要好是第一位的,但不一定非得是京味儿语言。一试考官是以知名演员为主,二试是老艺术家坐镇,三试时院领导才开始参与意见,而且每年没有指标说必须招几个人,去年就进了一个,也有一个都不进的时候,今年报名的就有150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人艺缺大青衣,但这可遇不可求,这些年我们招来的演员行当是很多元的。

  寻找剧本:一拍即合最好,不能“包办婚姻”

  北青报:今年的大剧场新戏中,《万尼亚舅舅》、《贵妇还乡》、《人民公敌》这样的世界经典占据了半壁江山,您也说作为国家级剧院是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的,这是否意味着世界经典将成为剧院今后的重要板块?

  任鸣:这些戏都是世界戏剧文化的财富,经典中的经典是一个剧院不可或缺的,人艺在“文革”前也排过《三姊妹》。不过虽然经典必须有,但原创更难。今年三部大剧场原创新戏的作者,他们的作品过去都没在人艺上演过,他们中有年纪长一些的,比如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召政,但《食堂》的作者苑彬只有30多岁,我们延请名家,也有责任培养有创造力的年轻编剧。

  北青报:姜文为了好剧本,但凡碰见会“写字”的都不放过,您也是这样吗,碰到作家也是广泛邀约?

  任鸣:我是广泛地寻找作者,无论是有名的还是没名的我都同样热情,今天他可能没名,但写完之后说不定就一部成名了呢。我只看好作品,不重名气,我们也碰到过名家作品拿来后不适合剧院的。剧本不是找就能找来的,有时也靠一些运气,但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前不久我在西安参加活动时碰到著名电影编剧芦苇,我们聊话剧聊得很投缘,我也向他表达了写话剧的邀请。莫言的《我们的荆轲》也是一次开会时碰到聊起的,这种事能不能成其实也是缘分。一拍即合最好,不能“包办婚姻”。另外,杨立新、冯远征导演的作品也都是他们约来的,再加上小剧场制作人制,人艺演职员都被调动起来了,一旦碰到感兴趣的题材,创作者所有的能量和热情都会燃烧。

  北青报:前几年人艺启动了“诺奖计划(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或获奖作家的作品陆续搬上人艺舞台)”,但是近两年的新作中“诺奖”标签好像没有了?

  任鸣:其实我们有个顾虑,就是怕被说成“诺奖”情结太重,或是盲目崇拜。我们可以排“诺奖”作品,但不用刻意贴标签。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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