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东街澡堂

老街东街最短，但那里有一座澡堂，也使东街不长却不乏人气，成为老街温暖的象征。

印象中的儿时冬天比现在的冷，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岔河的水面，不提家前屋后的河渠，连通湖的浔河、十里长河都封冻起来，不像现在，冬天的河面已经很少结冰了。

淮河以南的地方，到现在有暖气的小区都还不多，那个时候的农村更不知道什么叫暖气。没有暖气，加上空气又比较湿润，冬天的室内实际上比室外还冷。唯一取暖的方式就是火盆，用泥和上草做成盆的样子晒干，将点燃的木炭和灶台火塘里尚有余热的草灰放在其中，人坐在边上会稍微暖和一点。

在这样的环境下，容易挨冻的人，首先是孩子，手上脚上生有冻疮是普遍的，方言称之为“冻果子”。最容易生的部位是手指、手面、脚趾、脚后跟，还有耳朵，都是血液循环的末梢，肿得鼓鼓的，隐隐的疼。有的小孩手面、手指全部是冻疮，肿得像个馒头，一张小手仿佛从平面变成了球面。冻疮很难在冬天痊愈，只能凭着气温自然回升，才能最终消下去。于是，有了冻疮后，便希望天热起来了；但偶尔热一下，冻疮又让人痛痒难忍。

天寒地冻的时候，最舒适的便是在热气腾腾中洗把澡。

但痛快地洗把热水澡，对于那个时候的大多数乡村来说，是难以企及的。对于那时村里的人来说，冬天洗澡是一件奢侈的事，最怕的就是洗澡。

那个时候的乡村，热水器、浴霸像天方夜谭，亚克力或陶瓷浴缸也远未普及。如果在家里洗澡，要买浴帐、浴盆，要用灶台烧很多的水，要折腾半天，一不小心就可能受冻感冒。

上初中时有一个离街比较远的同学，说他一个月才洗把澡，让我惊讶不已。

后来想想也情有可原。当时全乡镇只有一座位于老街的公共浴堂，对于住在镇上及周边的人来说，洗个澡相对方便，但对于乡下离街远的人来说，那洗澡就很不方便了。乡下人本不常上街，上街也未必舍得次次都去这个澡堂洗澡，洗一次澡像过一次节一样也未尝不可的。

我家到澡堂步行只要1000多步，因此洗个澡虽然没有街上的人方便，但终究并不费事、麻烦。于是，冬天每周都能洗一次热水澡。一般是傍晚放学回家后，爸爸喊上我，有的时候还叫上表弟、堂弟，大家一起，用袋子装着换洗衣服，兴高采烈地朝澡堂走去，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边跑边跳。

澡堂在东街的一个院子里。房子是用青砖砌的，屋顶是细瓦，零散的长着一些草。

说是澡堂，其实真正供洗浴的只有一间10来平方米的房间，里面隔成四个长方形的浴池，水温由外到里依次变高，最里面的一个池子温度最高。

据说最热的池子下面就是加热水温的火塘。工人就在后面不停地添柴，维持着浴池的水温。这个最里面的池子也就是“锅”了。

这个浴池，用现在的眼光看，其实并不卫生。但那个时候，却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紧挨着浴池房的，是一间比浴池还小的房间，向外连接着更衣的地方。这里有一排小便池，也有一个永远不关的窗户，使得这里温度稍微低了一点。从热气腾腾的浴池出来，是一种享受，但刚脱下衣服前往浴池路过时，却会打一个寒颤。

即便浴池边有一个这样通风的地方，也不宜在浴池里久泡。特别是感冒或者体虚的，更不宜久泡。经常有人会在里面热得发晕。

澡堂里有一个擦背师傅，大家都称他“张二”，他是我们村的，是我姑姑家的邻居，对表弟和我倒是挺和善的。外面卖票的人好像换了几茬，但擦背的师傅却一直是他。有的时候他在浴池里给人擦背，有的时候在这个隔间给人擦背。他的体质很棒，同时还肩负着浴池里救生的任务。

再外面是供更衣的地方，那个空间却不小，有两个大的开间，一个东西向的，有7、8间房，还有一个南北向的，有3、4间房。靠着墙的四周砌的一圈不高的台子，上面铺着草席，洗澡时把衣服脱在草席上，各人把各人的衣服包成一堆即可。没有柜子，澡客若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以交给门口前台卖票的保管即可。

澡堂生意最好的时候肯定是大年三十，也就是除夕。这一天，澡堂会在凌晨3点左右开放。为求彩头，澡堂主办方会在澡堂的一些拐角放些小的年货或红包，去的早，不仅可以洗清水澡，而且可以抢到红包。对于孩子来说，想想都是激动的。但我们家远，也不愿意起早，关键是去的也未必能抢到，小的时候大人一次都没带我那么早去过。等我长大后，自己也没有了抢的兴趣。

澡堂建在什么时候，我没有问过，感觉应该有一些年头了，起码应该民国就有了。父亲小时候就是爷爷带着在那里洗澡，我们小时候先是爷爷、父亲带我们去洗澡，再大一点，有时也是我跟堂哥陪爷爷在那里洗澡。

老街渐渐衰落，但这个澡堂却长期盛况未减。等到新街上的澡堂开了好几个，乡下一些村里也有澡堂了，条件也都更好，但这个澡堂还是坚守了一段时间。直到后来，太阳能热水器、电热水器逐渐普及，洗澡更加容易，到公共浴室的人也慢慢少了，这个澡堂才作为老街上最后的一个服务业态淡出舞台。一个澡堂满足全镇人洗澡的景况也再也不会有了。上次回家，感觉房子都已经坍塌殆尽，不由地感伤。

（六）老岔小

我的小学一、二、三年级是在村里小学上的。到了四年级，父亲把我转到了镇里的中心小学，那是1988年。这个时候，岔河中心小学的新校区已经开建并逐步使用。但由于没有建好，所以小学就分成了两个部分。

那个时候洪泽县还是小学五年制。根据学校的安排，三年级、五年级都是三个班，全部安在了新校区。四年级虽是两个班，但新校区只能再放一个班，于是便决定四甲班在新校区，四乙班与一、二年级一起，被安排在老校区。

我新转学进来，也不明就理，于是就被分在老校区的四乙班。虽然有人认为是四甲班更好，但我家里却没有在意这些。若干年后还是要感谢这一次安排，让我有机会在老街上学习生活了一年，对老街的印象更深了。

岔河中心小学老校区，当时已经简称老岔小了。其实在之前，它应该就是岔小，再之前它应该还是有初中班的。

老岔小位于中街东侧。大门朝西面向老街，像那个时代一般的大门一样，两根柱子之间有一个半圆式的圆顶门框。

与正门直对着的东侧校舍，朝东开了一个小门，算作学校的后门。通过这个后面的门进校的学生少了很多。但它直接面对的是十里长河，墙根与河水间只有短短的一米左右宽的空间。这个空间叫路似也不妥，因为上面没有任何铺垫物，但走的人多了就是路了。沿着它向南是走不通的，不远处就是橡胶厂的围墙，但沿着它向北走走便是东街的东首，右拐向东就是十里长河与浔河交汇处的桥。

跨过桥到河东就是韦庄、张庄两个村民小组。这个两个村民小组不属于街道，但他们因为临近老街，与所在行政村的其他村民小组不同，他们是岔小天然的施教区。组里的小孩接受的小学教育自然都在岔小，这让村里的其他村民小组很羡慕，但遗憾的是，这两个组出的大学生却远远不及他们南面紧邻的村民小组，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从岔小正门进去，首先是一条与大门一样宽的中心路，路是青砖铺砌的。路的西半段两侧都是房子。中心路的东半段，北侧有一个独立的三间房子，原来是教室，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了校办粉笔厂。房子的西侧和东侧各留有一间房的空地，穿过这个空地向北便是一个比较大的院子，围绕着院子，四周都是连贯的房子。中心路东段的南侧是一个相对北侧院子而言要小一点的院子，东、南、西三侧围绕院子的也是一排校舍，其中东南角有个缺口，那个地方是校内公共厕所。

那时候的四乙班，也就是我的班级，就在这个南院的正南侧。教室的黑板在东侧，我们都是面东而坐，教室的南侧就是街坊的住处，打开窗户就是街坊的住家。

与那个时候所有全民单位一样，小学也保障着老师的衣食住行。由于建设了新校区，老校区的房子相对宽裕，只有一半是教室，还有一半挪作其他用途，或者给老师家作为宿舍。

一些老师便住在校园里。我们的班主任住在中心路西段的北侧。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一个跟我母亲差不多大的阿姨，她丈夫也是老师，当时是乡下某个村小的校长，他们家更是紧挨着我们教室的西侧住着。四甲班虽然在新校区，但他们班的班主任也住在老校区。

数学老师家有个女儿，比我还小一岁，也上四年级，但是在四甲班。我的年龄在班上已经算小的了，她竟然比我还小一整岁多。由于岁数小，加上天生个头也不高，在我们年级，她应该是最矮的。但这不影响她的骄傲，不影响她的学习好。

她父母都是老师，不知道何故她没有在她妈妈执教的班级。新校区在南街南头的尽头向西。我家在南街向南再向东。那个时候上学都没有大人护送。我上学要从南街由南向北，她上学要从南街由北向南。于是，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早晨上学或下午放学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南街的某一个点迎面相遇。她矮矮的个头，但很精神，总是穿着一个幼儿时就有的呢绒大衣，很有自信地在我面前走过。我很想多看两眼，但实际上几乎很少两眼相望。估计她那时是真的没有看过我，而我很多时候也应该是不好意思盯着她看。

偶尔我到校早了一点，会碰不到她。但路上碰不到，也会在班级门口看到。这个时候，她通常都会在我们教室北面的一个水龙头边刷牙。

那个时候县乡的学校，如果不住校，学生中午都是回家吃饭。由于在老街上学，中午到校早的时候，我便会一个人或者跟着同学到街上转转。有的时候去了北街，有的时候去了西街，有的时候也会在中街、南街。这个时候再也不用担心迷路了。

老岔小的房子据说是民国时候就有了，是某位地主的私人财产。房子无一例外都是很厚实的青砖，都是平层的，没有楼房。虽然只有一层，但比一般的民房要高，青砖细瓦，有一定的年代感。可惜的是年久失修，每次回去看到的时候，感觉它们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危险，逐步坍塌，最近一次回去看看时，发现已经被整体拆除了，更是倍添莫名感伤。

（七）粮管所和西街

西街其实有三段。东段是共用的，路的南侧曾经有一个邮局，我在那里买过《故事大王》《少年文艺》等杂志。西段一分为二，在东段基础上笔直西延过去的，尽头走不通，于是在邮局西侧还有一条路自然向北向西折去。

西侧岔开折向正北便是粮管所。粮管所在那个时代的乡村，与供销社一样是最热门的单位，比今天的金融机构还热。职工不仅生活宽裕，而且还有一些权力。这个权利最凸显在收购农民交售公粮时。那个时候农民的苦，既苦在保障的缺失、劳作的艰辛上，也苦在将公粮低于市场价交给国家上。关键交给国家时，还要受到杂质多、不够干燥等质疑。

能不能顺利地把该交给国家的粮食卖给国家，是当时农民最担心的。粮管所的人，承担着为国家把好关、收好粮的职责，也掌握着收还是不收、现在收还是明天收、定为优等还是次优的权利。

不可能指望每个村民都认识粮管所的人。这个时候，村干部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村民拥护的村干部一般都会在这个时候帮助村民，为村民向粮管所争取公道。如果有村干部在这个时候再能为村民作些体力的帮助，比如帮助扛扛装满粮食的蛇皮袋，那村民更会感激不已。

但这些不是我们儿时感兴趣的。卖公粮时也是儿童们感到比较有趣的时候。那么多人家集中在粮管所及其门口，或者再晒晒稻子、麦子，平时很少能在学校之外碰面的同学就有了机会见面、玩耍，还可以认识原来不认识的小朋友。当然在一些小朋友之间也会闹些不愉快，但也正常。

粮管所正门向西就是西街的另外一段。这一段，南侧是住家，北侧的西段有两三户人家，其中一个是大桥饭店，是当时镇上少有的饭店。把饭店开在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远见的。卖完粮食的农民，即使被打了白条，心情也不是最不高兴的，稍稍会享受的村民还会拉上熟悉的人下小馆子。我记忆中的第一次下馆子也就在这个大桥饭店，具有什么由头记不得了，只记得跟着父亲在那里吃了一顿饭。

这一段西街的北侧大多数地方直接向浔河敞开。这个实际上就是供货船停泊的码头了，经常会有一些货船停在这里，有运粮的，但大多数还是运送建筑材料和其他货物的。母亲一个表姐，家里以船为生，有一次将船停在这里多日，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第一次去货船兼住家上作客，感觉还是很激动的，印象也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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