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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時代》：（美）傅高義著﹔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傅高義
一位年過八旬的美國學者，在10年之前，立下志向要寫一本向美國人介紹亞洲重要發展的圖書。最后，他把目光鎖定在了鄧小平身上。他認為，亞洲的重點在中國，而對中國現代進程影響最大的，正是鄧小平。他花掉了10年時間，寫出來一本《鄧小平時代》。這位學者，就是美國哈佛大學榮休教授、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
在這本厚厚的書裡，傅高義毫不掩飾對於鄧小平的欽佩之情。他寫道：“我盡力客觀地對待鄧小平的言行，也沒有掩飾我對鄧小平的欽佩。我認為他對世界有著巨大的影響，改變了一個當時還承受著‘大躍進’與‘文革’后果的國家的前進方向。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對世界的發展有過更大的影響。我希望中國人民認可這本書是對理解改革開放時代的一次嚴肅的嘗試。”
近日，《鄧小平時代》在京舉辦新書發布會。當天，記者採訪了傅高義。這是一位瘦小、斯文的美國老頭，面容清瘦，西裝革履，用流利的中文與我們交談，聲音很輕，語調舒緩。
“他的智慧與能力，遠遠超出我的預期。”
記者：您寫《鄧小平時代》的初衷，是想幫助美國人更多地了解中國。那麼，現在的美國人是怎麼看待當代中國的？
傅高義：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的發展變化的確非常了不起，隻用了30多年時間，就超越日本、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種發展速度舉世罕見。如果按照這個步伐，中國可能會在未來不久，在總產值上超越美國。有的美國人認為這將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也有人非常擔心這種超越，擔心中國如果超越美國，會不會成為危險的因素。不管是哪種人，他們都開始關注中國。
我覺得，要了解亞洲，就得了解中國，要了解當代中國，就得了解鄧小平。畢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源於他領導的改革開放。但是，當前的美國人，對中國30多年前啟動的這場變革、對於其領導者鄧小平，評估顯然不足。我必須告訴他們：需要重新認識鄧小平。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越來越感覺到鄧小平有著了不起的智慧與品質。
記者：從開始動筆，到最后寫成，十年的時間，您對鄧小平的認識有沒有變化？
傅高義：當然有。我陸陸續續收集到各類資料，採訪到各種人，然后從這些資料與談話裡獲得信息，進行分析，不斷豐富乃至調整自己對鄧小平的認識。寫到后來，我發現，他考慮的事情比我預想的要多得多、復雜得多。他在應對復雜局面、處理棘手問題時，顯示出來的智慧與能力，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比如他處理人民公社問題，就表現出難得的政治智慧，我沒有料到他會這麼出色。
隨著對他了解的深入，我發現這個少言寡語的人，卻思想開放，具有世界眼光。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那些有著不同社會地位的外國客人，最后都會感到和他相處愉快。1972年中日建交，鄧小平在1974—1975短短兩年裡，就見了幾十次日本客人。1978年，改革開放頭一年，在他的推動下，中國有12位中央領導人，先后20次訪問了50多個國家。
記者：在書中，您坦言對鄧小平充滿欽佩之情，最欽佩的是他的哪種品質？
傅高義：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堅定地搞改革開放，沒有前路可循，一切隻能“摸著石頭過河”，一邊實驗一邊推進，這是非常需要膽略的！他需要承擔最后責任，需要做出正確判斷。他要挑選一個和他共事的核心班子，他要迅速建立起一套組織，使他們能夠在一起有效地工作。他要給人們希望，同時又要向干部群眾說明實情，不斷調整變革的步伐，使之能夠被人們接受，使國家保持穩定。他面對的是一項苛刻的、史無前例的任務，在此之前，沒有哪個共產黨國家成功完成了經濟體制改革，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更不用說有著十幾億人口、正處於混亂狀態的中國。如果你看到這一點，你就知道這個人是很值得欽佩的。試想，在改善這麼多人生活水平方面，20世紀中有任何其他領導人比鄧小平做得更多嗎？在20世紀，有哪個領導人對世界歷史產生這樣巨大而長久的影響力？
“我要寫的，不隻一個人，而是一個時代。”
記者：寫這本書，對您來說最大的困難在什麼地方？
傅高義：了解鄧小平的想法最困難，因為他沒有留下任何筆記，我也無緣跟他當面交談，所以一切隻能依靠間接的材料。《鄧小平年譜》出版以后，給我的寫作帶來了不少方便，但也僅僅局限於知道他在某個時間做了什麼事。至於他為什麼那麼做，當時的考慮是什麼，卻不容易搞清楚。
記者：您怎麼解決這個困難？
傅高義：我隻能盡可能多採訪一些曾經在他身邊生活過、工作過的人，以求盡量走近他。我多次到中國做短期訪問，也曾經較長時間住在北京，這使我有機會採訪到一些中國的黨史專家、高干子女，以及曾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干部。10年來，受訪者估計有300多位，其中還包括李光耀、卡特、基辛格等一些中外政要。這些人裡，很多人都對鄧小平評價很高。卡特總統評價說，鄧小平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的自信，這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李光耀則告訴我，在他見過的人裡面，沒有人能超過鄧小平。
我還走訪了鄧小平曾生活過的地方，如太行山區、四川廣安、江西瑞金，以及他擔任西南局負責人時的基地——重慶與成都。從當地學者與干部的口中，以及當地博物館的資料與實物裡，我獲得了更豐富的信息。走訪的過程對我的寫作幫助很大。
記者：如果不能確定鄧小平當時的內心想法，您如何在書中向讀者展示一個客觀真實的鄧小平？
傅高義：我採取盡量客觀的方式，收集更多的資料，試著把當時的環境、背景、各種因素盡量真實地呈現出來，幫助讀者來理解，他當時為何要這樣做——當然，最終還是需要依賴讀者自己來判斷。我想，在沒有資料直接証明他的具體想法時，這是一種比較客觀的分析問題的方法。作為一名學者，我能做的就是盡量客觀地寫作。
記者：這本書裡還涉及很多其他歷史人物，您對他們做過研究嗎？
傅高義：寫作的過程中，會不斷地發現新課題，催促我去了解更多的人。比如在開始寫作后一兩年，我發現陳雲對鄧小平的作用很重大，於是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專門去研究陳雲，閱讀關於他的資料。
這本書雖然名字叫《鄧小平時代》，但是我要寫的其實不隻一個人，而是一個時代。我更想告訴讀者的是：30多年前發生在中國的這場偉大變革，到底是如何發生的，由誰主導的，影響又如何。
“‘傳世’兩個字，是我寫這本書的‘野心’”
記者：這本書本來是寫給美國人看的，具體是哪一個層次的讀者？美國的學者、官員，還是普通老百姓，又或者是所有的美國人？
傅高義：我心中的讀者，是那些受過一般教育的美國普通老百姓。我出生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小鎮，當時跟我一起念書的小鎮上的同學，后來大多並沒成為專家，也沒成為知識分子。但是我從來沒有忘記他們，我希望他們能有興趣來讀我的書，並能喜歡它。因此，我不使用太專業的術語，不想談得太深邃，因為我必須保証如我小鎮同學一樣的讀者能讀懂這本書。我曾把這本書拿給同學們看，他們看完后告訴我：“你寫得太詳細了！”
與一般的哈佛大學教授不同，我從小就有一批很平民的朋友。我自信比其他的大學教授更為了解美國社會的底層，也許他們不樂意為這些底層人士寫一點東西，我卻很樂意。
記者：您對自己這本書評價如何？
傅高義：盡管還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學習，但是就目前來看，我對這本書比較滿意。如果以后能夠採訪到更多的人，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我會不斷修訂與完善這本書。我的一個願望，是幾十年后，那時的人們如果想了解這個時代，了解這個時代的中國，他們會覺得讀《鄧小平時代》是個不錯的選擇。“傳世”兩個字，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全部“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