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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朝陽區孫河鄉的葦溝是片不起眼的小地方，出了村，對面是在建的一大片別墅，“何時拆遷”已成村民們的問候語。
歷史上葦溝水網密集，是進京重要通道，富甲一方，五虎棍、響鞭在京城花會中威名赫赫，然而，隨著各家都是獨生子女，年輕人大量進城，傳統已漸行漸遠。想當年，五虎棍全打下來需幾個小時，要打折一大抱白蠟杆，如今，75套已殘缺不全，剩下的隻能靠老人們的記憶來拼湊了。
像許多傳統與未來激烈碰撞中的村落一樣，葦溝人也有些困惑，他們既向往明天，又惋惜過去。
這裡依然頑強地保留著村裡人自己組織的花會，雖然只是大年初七上午幾個小時的表演，可許多節目在城裡已看不到了。比如中幡的“過梁”，把幾十斤重的中幡用腳踢起來，靠鼻梁接住，稍差半分，便會幡倒人傷。
這麼高難的節目，就在廣場上觀眾的包圍中表演，隻有站在叫好的人群中，你才能體會到那份實實在在的緊張、驚喜與參與。而這，就是傳說中的年味吧？當城裡人隻能在報紙、電視裡過年，例行公事地想起“二十三，糖瓜粘……”時，這裡保留下鮮活的民俗。
民俗，一定要走進博物館嗎？一定要變成呆板的儀式嗎？一定要在規矩的“圍城”中傳承嗎？在葦溝廟會的背后，有太多值得思考的東西，為此，《北京晨報》專訪了北京民俗學會秘書長、民俗學專家高巍。
民俗不應成為教條
北京晨報：春節已過，可以想見，明年春節時又會有一大批民俗專家出現在媒體上，重復一遍今年講過的東西，這種嘴上的民俗意義何在？
高巍：這確實是個問題，現代人是在電視、報紙上過春節，民俗本是從人們生活積澱產生出來的，而非幾個教條，更沒有什麼“正規”、“規范”之說。這是很尷尬的局面：一邊是媒體連篇累牘，教人們怎麼過節，另一邊卻是最新統計結果，50%的人明年不打算去廟會，75%的人認為廟會就是商業推銷。
北京晨報：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落差？
高巍：說明在傳統文化與現實生活的對接上出現了問題，並非有機聯系。所以年輕人隻好玩邪的，追捧《忐忑》這樣的“神曲”，而老年人則沉醉於翻舊賬，大家各過各的，自然也就沒年味了。
我認為，我們的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失誤。一方面，對傳統文化缺乏基本認識，不知道它真正寶貴的地方是什麼﹔另一方面，對時尚的東西又不肯正視，隻看到它離心的一面，遲遲不肯接納。兩邊都不接地氣，讓民俗變成了空洞的說教。我覺得，這樣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局面很危險，不應繼續下去了。
吸引力究竟是什麼
北京晨報：民俗本應是鮮活的，為什麼會失去了吸引力？
高巍：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民俗對現代人是否有吸引力，與中國對世界是否有吸引力，與北京對外地人是否有吸引力，在內部邏輯上具有一致性，那就是你究竟創造了什麼。一個國家乃至一個人的地位，並非其經濟地位，關鍵要看其文化、精神和理念。傳統中國文化為什麼有吸引力？就是因為她很好地把握了這一點，比如道家的“和文化”，比如敬畏天地、感恩精神等。
北京晨報：在現代民族國家的背景下，愛國主義是否也構成了這樣的吸引力？
高巍：確實如此，但對愛國主義不能狹義地去理解，不能將其淺薄化。愛國主義還應包括更普遍性的一些東西，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是我們延續了數千年的民族精神，即堅忍不拔、胸懷寬廣，這才能得到別人的認同和尊重。許多東西不要概念化，要避免虛無縹緲的誤區，孫中山先生當年談愛國主義，就是把民生、民權等放在一起來論述的。
高巍：文化要繁榮，關鍵在開明
概念化源於生搬硬套
北京晨報： 民俗成了教條，原因何在？
高巍：源於生搬硬套，把它當成招牌用，將其硬性地套入斗爭哲學中，背離了我們傳統的“和文化”的語境，這怎麼可能有明天呢？斗爭哲學是西方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和我們的文化環境不一樣。
北京晨報： 怎樣才能走出這樣的困境？
高巍：主要靠兩種辦法，要麼放手讓民間去辦，回歸民俗原本的自由、自發狀態，比如傳統花會，曾經形成了一套自主發展的模式﹔要麼將其視為民生保障，政府來埋單，今天生活水平提高了，民生保障不能還停留在溫飽層面，應更多關注人民基本文化生活權利。如果兩方面都缺乏作為，就會像一些廟會那樣完全商業化，變成假冒偽劣的銷售平台。
北京晨報： 今天許多廟會確實隻剩下小攤了。
高巍：其實也有一些花會表演，可大家很難看到。加上攤位費太高，大家隻好都賣烤羊肉串，因為利潤高，有特色的東西反而擠不進廟會，商業排擠文化，說明一些該花的錢我們沒有花。
有了既得利益就難改
北京晨報： 作為民俗專家，您為什麼不早點提意見呢？
高巍：我們缺乏表達意見的機會。一些廟會當年還是有活力的，現在賺錢了，其改變的內部動力也就失去了。年年假冒偽劣，還是那麼多游人去，人家為什麼要改？
北京晨報： 是不是工商部門加強監管，會好一點？
高巍：這也不是根本辦法，還是要靠政府投入，既然文化生活已成今天民生的重點，那麼，理應用納稅人的錢來扶持，把它當成公益項目做，為大家營造出年味來。打個簡單比方，春節是否放鞭炮，一些人認為這會加大污染，一些人覺得這能烘托氣氛，大家爭不出個結果來，如果公共部門組織大家集體燃放，或舉辦煙花表演，既控制了污染，又能讓大家滿足，豈不兩全其美？這說明，在豐富公眾文化生活方面，公共機構可以發揮更大作用。
民俗不應論新老
北京晨報： 廟會衰落，讓人擔憂傳統民俗的未來。
高巍：沒必要擔憂，要相信民間的創造力，隻要發揮出來，完全可以形成新的民俗，它更符合當下人們的需要。一味講老傳統，表面看原汁原味，卻忽略了年輕人的需求，這是無法持續的。失掉傳統不等於沒有好的未來，不論怎樣追溯，過去的東西也不可能再回來了，不如腳踏實地建設好新民俗。
北京晨報：大家懷念老的，也許是因為新的總也建設不起來，或者建設出來不夠好。
高巍：確實存在這個問題，為什麼新的建設不起來？因為隻要有點空間，必然就有人把著，民間的創造力發揮不出來，隻能走老套子，隻能重復僵化的東西。今天我們鼓勵社會建設，可在一些基層，卻被理解成應急方案，不是鼓勵人們積極參與，而是防備你捅婁子，這個心態不改變，新民俗很難扎根。
參與是民俗的生命線
北京晨報： 我今年看了一些村民廟會，雖然很簡單，可許多老北京傳統節目在城裡的廟會裡卻沒有，這是為什麼？
高巍：因為有的廟會組織者更喜歡外地花會。外地一檔會來了，演完就走，給五千人家肯返兩千回扣，而且沒人知道，本地人就不行，容易走漏風聲。如今一些廟會隻請外地的會，且越遠的地方越好，都是隻請一年，不找熟臉，北京本地花會反而進不去北京的廟會，好節目隻有到村民廟會來演。
北京晨報： 葦溝廟會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節目過去也看過，可都是在舞台上表演，覺得與己無關，所以也不擔心演員的安危，演得再好，也覺得是應該的，沒有在廣場上參與感強。
高巍：其實這就是民俗的魅力所在，如果你再能下場跑兩圈旱船，感受就更不一樣了，明年你更盼著參加廟會，傳統花會的參與者本來就既是演員又是觀眾，大家都當成是自己的事，這個吸引力無法用語言描繪。就像聽演唱會，明星唱得再好，重復幾遍你就煩了，可你自己卡拉OK，多少遍你都不煩，讓大家充分參與進來，民俗才有活力。
藝術家與領導在拔高民俗
北京晨報： 也許，領導們也站在觀眾裡喊喊好，就知道如何辦好廟會，如何扶持民俗了？
高巍：是這樣，我們的藝術家與領導有一種誤會，總想拔高、升華民俗，覺得這玩意兒太土，想賦予它更高雅的內涵，以教化群眾。很多民歌被收集起來，改了詞，果然又純潔又崇高，可老百姓就是不愛唱。總坐在桌子邊看民俗，和站在人堆中看民俗，感覺完全不同。長此以往，他們就越來越理解不了老百姓們的想法。
古代要求縣官“觀民風”，其實很聰明。當時行政能力差，縣官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要先了解地方風俗，因勢利導，不像現在錢多了，什麼都想用錢砸，可靠幾個保安就能管理好社會嗎？我認為，讓大家都去發展自己的喜好，才能安定祥和。
北京晨報： 韓國鳥叔其實也是民間粗鄙的東西，可人家就敢往外拿。
高巍：就是。我們出個趙本山，卻動輒得咎，趙本山說他隻敢諷刺鄉長，到縣長就不敢了，這樣創造力怎麼發揮出來？文化要繁榮，關鍵在開明，不要擔心民間文化的粗鄙，生活本來就不那麼純，太純了，也就活不下去了。
現代人要向民俗學智慧
北京晨報： 20年前，今天的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為什麼如今卻這麼糾結？
高巍：因為經濟多元化了，要求管理也多元化，這就像車的兩個輪子，一個跑太快，另一個必須要跟上，如果總滯后，就很危險。最危險的局面是，大家都不想努力了，覺得誰也沒招，走到哪兒算哪兒。我覺得，還是理論層面不突破，實踐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出現推不動的情況。
北京晨報： 面對這樣的困境，該怎麼解決呢？
高巍：我搞了這麼多年民俗，越來越覺得現代人應從中學習前人的智慧。古人最善於把價值的東西融入到生活的實際需要中，比如春節的年夜飯，它建立在人們的美食需求之上，卻嫁接上親情溝通、慎終追遠的價值，這就比人為制造出一個對立面要好得多。今天我們與其從外部找智慧，不如更多從傳統中尋找靈感。
其實方法很簡單，就是一切從實踐出發，不要再爭論應繼承什麼不繼承什麼了，坐在那裡抱怨年味淡了，又有什麼用呢？我們爭了那麼多年如何保護四合院，瑞典人卻用四合院“中軸貫穿、兩邊對稱”的理念建了一個小區，從而將四合院的靈魂在現代社會中保留了下來，這種精神特別值得我們學習。
高巍：北京民俗學會秘書長、民俗學專家。(陳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