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成立公益基金"抢救历史"：让人民更有尊严【3】

    据《中国文化报》报道，日前，崔永元回到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任教，讲述他10年来从事口述历史的心得。由于选课人数太多，连1500人的报告厅也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小崔感叹：“口述历史的春天到了。” 近些年来，崔永元陆续通过纪录片把口述历史的研究成果展现在公众面前，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今年《我的抗战2》在网络上首播，点击量超过千万。

　　相比以第三人称讲述历史的文献片，以亲历者第一人称讲述的口述纪录片，既让历史变得更鲜活可触，也符合纪录片关注普通人的发展趋势。在把口述历史引入纪录片的尝试中，崔永元的团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因此，我们将以崔永元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为例，探究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现在与未来。

　　个体生命的历史叙事

　　苏珊·朗格说：“如果要想使得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一个艺术品)激发人们的美感，它就必须以情感的形式展现出来，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口述历史纪录片的一个魅力之处正是，以个人生命的视角切入宏大历史，凭借丰富生动的细节描述、口述者的一举一动，给历史叙述增添了生命的体温，让观众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通过一个个“我”的故事建构观察历史的民间视点，也弥补了官方历史和宏大历史中的盲区。从《我的长征》、《我的祖国》到《我的抗战》，崔永元都以“我的”作为关键词。这些“我”不再是以往文献片中常见的领袖、将军等，而是战争中的小人物，有中下级官兵、基层文艺工作者、普通医护人员、平民受害者、慰安妇、战俘等。崔永元说《我的抗战》“提供了超过我们以往教科书上对抗战的认识，包括讲故事的方式”。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是：不仅表现战争，还讲述战时教育、文艺和百姓生活等；不仅讲述重要的历史事件，还提供观照个人与历史之间复杂关系的视点，让观众多向度、多方位地去接触历史现场。而且，编导尽量不下结论，只提供故事细节，把判断权交给观众。但是，把判断权交给观众，并不代表创作者不需要对口述史料进行理性筛选。口述者个体回忆的真实性必定受到个人记忆修正机制及社会语境的制约，因此，如何用文献弥补口述史料的缺陷，如何用影像向观众展示个体回忆与历史之间的缝隙，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