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成立公益基金"抢救历史"：让人民更有尊严【4】

   “过去”与“现在”“未来”的对话

　　口述历史纪录片通过讲述过去的故事，与当下现实构成对话。由于官方史学话语的严格制约，加之消费主义社会中历史沦为消费符号，社会一度出现“国家失忆”(朱大可)的局面。而在价值观紊乱的转型期社会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显得重大且急迫。口述历史纪录片正呼应了这种社会需求。诚如崔永元所说：“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胜利，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痛苦，该就哪些方面的事情反思……这些问题统统都被边缘化了，这样下去挺危险的。”当然，如此社会语境也决定了目前口述历史纪录片主题以解读重大政治历史事件、重大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为主，以刷新民众的集体记忆为目的。

　　而且，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涌现与当下社会观念进步有密切关联。崔永元说：“我们尽量少用大叙述，而是去关注每一个人的个人感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每一个人都体面，国家一定很体面。”对于过去历史中的人的尊重，也是对于当下尊重个体生命的呼唤。但是，限于官方政治话语的制约，口述历史纪录片对于“过去”的具体选择考验创作者的政治智慧。

　　在崔永元看来，口述历史不仅能让“过去”与“现在”对话，还能让“过去”与“未来”对话。崔永元说：“口述历史最大的价值和特点就是真实，之所以做口述历史，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能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负责应是口述历史纪录片创作者的使命。

　　但是，如何从历史的表象进入深层的历史肌理？崔永元说：“能不能把每个时代好的东西摘出来，然后凑成一个新的好的时代。而每一个时代犯过的毛病，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清理掉，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崔永元的确提供了一个路径，但更多的路径则有待探索。在实践层面，从《我的抗战》的编导们的手记中，我们发现年轻编导站在“现在”召唤“过去”，但主要以情感为立足点，而理性的问题意识则有待提升。如编导孙文婷说：“和抗战的日子相比，现在大都市快节奏的生活让思想变得麻木……我们行色匆匆地走在路上，抱怨似乎成了习惯。可在抗战的时候，能保住命就是上天给予的最大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