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名人书信留一点隐私空间

　　北京某拍卖公司近日发布消息，一批总量逾百件的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将于6月22日拍卖，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封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夫人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女儿钱瑗钢笔书信。杨绛表示，私人信件要公开很不妥，已经致电信件持有人李国强，希望得到一个答复。(5月23日《北京青年报》)

　　相对于文学著作，私人书信更能反映作者的性情、情趣及行文特点，这是名人信札的特殊价值。因此，名人信札包括手稿、便条、题签、随记、抄录等，近年来在收藏界很吃香，成了拍卖行新宠，大有拍场“无此不成席”之势，拍卖价格也一路飙升，据说每年上涨幅度为30%。这就不难理解，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持有人，为何要公开并拍卖这批信札和手稿了——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

　　在笔者看来，如此追求经济利益是极不妥当的。可能对他人隐私权造成侵犯。据报道，此前，张爱玲生前好友夏志清曾推出张爱玲百余封信件出版，“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信件涉及张爱玲的大量隐私，包括其晚年在美国的窘迫生活，引发大量“张迷”不满，认为其“践踏了张爱玲交付的情谊”。

　　在钱钟书及其家眷的这批信札中，杨绛认为也有“不便公开”的内容，如一封写于1981年的信中，钱先生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注：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杨宪益和戴乃迭可是上世纪40—9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未经商量，就将这个原本具有私密性的评价公开，至少是对书信作者的极大不尊重。

　　尤需注意的是，此次拍卖的这批信札，基本上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还在50年的著作权法保护期之内。正如专家所言，根据现行《著作权法》，写信人拥有对信件的著作权，信件持有人拥有信件的所有权，著作权人有权阻止信件被公开拍卖。杨绛作为钱钟书夫人，也有权阻止私人书信被拍卖。而信件持有人未经授意即公开拍卖，恐怕是对写信人著作权的侵犯。

　　从名人书信或被公开、或被拍卖的事件已发生多起来看，有关部门应对此类现象有所规范，使这类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以防止某些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曝光名人隐私以一部分人的窥私欲，或进行商业炒作牟取不当得利。比如建立名人书信公开或拍卖征询制度，受信人想要公开或拍卖，需要征得写信人同意，当写信方离世，至少也该征得其家属同意；又比如让拍卖行承担审查著作权的义务，不能只需要对拍卖委托人负责，还要为著作权人负责。

　　信札往来的名人双方，也需要未雨绸缪，提前约定“是否可以公开”以及“多少年后才可公开”，以避免日后可能产生纠纷。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