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中央各项禁令之下,各地凸显节约从简、反对铺张浪费的节日新风。然而,在礼品行业普遍萧条的情况下,一种名为“礼品册”的产品却依旧销售红火,成为送礼歪风的新宠。有销售人员直言:“我们的产品让您送礼送得放心,收礼收得放心。”
所谓的“礼品册”并不是一个新花样。流程很简单:送礼者先在网站确定礼品档次并付款,网站再寄给他一张有账号密码的礼品册,收礼者拿到礼品册后,通过账号密码登录网站选择礼品,最后将礼品快递上门。这样的礼品册既能够投其所好,又能隐蔽安全,还能“凭票报销”,对送礼者来说,的确是一举三得。
我们要深思的是,为何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送礼之风依旧可以借各自形式“巧”行其道?这恐怕不是堵几个制度漏洞所能解决的问题。
笔者以为,不妨从文化角度看问题。礼品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维系感情的一个载体。但世事演进,送礼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场人情公关,绑定了利益与身份,其广度与烈度逐日升级。“礼”倾向于“赠”,“经济”则令人联想到“获利”,这便催生了一种新经济模式——在赠送中获利。这样的礼品经济其实是一种“债务经济”——送礼人的投资,送礼者可以凭借送礼而获得足够多的“礼品债务人”,把债务面不断扩大;作为收礼人而言,欠了“债”总是要还的。礼物的施与受,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尚往来,而成为各式各样有特定诉求与含义的“合同”。“礼品经济”便成为一种债生债、利滚利的经济模式。
正是这种送礼盈利模式导致了“礼品文化”的变异,成为政策手段难以解决的“文化”问题。当行贿披上“送礼”的外衣进行,受贿就常常披上“尚礼”的马甲而坦然,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成了“贿赂文化”。只有剥掉受贿的“马甲”,披着文化外衣的礼品册才有可能销声匿迹。
(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