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车教授36年编撰完250万字阿富汗语词典

记者刘功虎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下达任务，编撰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普什图语是阿富汗官方语言。由于种种原因，这项任务被国家遗忘，词典草稿一度被束之高阁。编撰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车洪才不忍心血白费，退休后设法完成全部初稿，年内出版在望。

　　车洪才从接到编写任务，到今年词典即将出版，时间跨度整整36年。

　　前日，记者辗转联系上77岁的车洪才，他说，编这本词典是承接国家任务。尽管完成70%的时候没办法继续下去，多年来也没人再过问这个事，但他不甘心，发愿要把“国家任务”完成，“普什图语虽属小语种，但这本词典是开创性的，早日让词典面世很有益处”。

　　原以为两三年就可完成

　　1975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词典工作会议，决定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普什图语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习这种语言的不到100人。

　　1978年，商务印书馆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写任务交给了车洪才。在此之前，车洪才曾被国家抽调赴阿富汗学习了3年普什图语。回国后，他先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教书，后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

　　接到任务后，车洪才和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以为“两三年之内”就可完成，一起脱产编写。他们在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以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纂工作。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权，中阿关系恶化。上级对词典的过问开始减少，只有商务印书馆的一个编辑每大半年询问一下进度。两人仍默默坚持，一个译单词，一个抄卡片。1981年，他们整理出10万张卡片，装满了30多个木箱。

　　就在这一年，学院调派车洪才去开设广播电视函授班。5年后他又被外交部借调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些卡片在外语系办公室锁了一年，一度被装修工人拿出来铺地上睡觉用。车洪才很痛心，将卡片搬回了家。

　　没多少人还记得这项任务

　　车洪才从巴基斯坦回国时，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项“国家任务”。2000年，编写词典的搭档宋强民去世。

　　北京广播学院近年恢复了小语种专业招生，已经退休的车洪才被返聘担任普什图语教授。中阿两国交往日益频繁，普什图语需求越来越大。2008年，已彻底离开教职的七旬老人车洪才叫上参与过编词典的老同学张敏，决定着手完成未了的心愿。

　　那些卡片随他搬家多次，后又被他儿子腾挪到在厦门的公司。儿子找来员工帮忙，4台电脑、五六个员工轮流输入，“他们主要输中文和注音，普什图语还得我自己输入”。同时，他们将过去总结的词条重新校对一遍，并添加新词汇。这样又花了4年多，到了2012年初，全部初稿基本完成，共计5万个词条、250多万字。

　　去年底，车洪才决定到商务印书馆去交稿。印书馆编辑室主任张文英很吃惊，跑去资料室查档案，证实确有过这项“国家任务”。很快，商务印书馆再次立项，按合同规定，词典将在年内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

　　【记者手记】

　　珍稀的“轴”劲

　　车老的故事由最近一期《人物》杂志率先披露出来，文章作者王天挺向记者介绍情况时，透露了一个细节：车洪才发现装修工人翻出两抽屉卡片铺地上睡觉时，发了一通火：“你们这是犯罪！”

　　编这本词典，车洪才没从国家拿过一分钱，评职称也没有靠过这项工程。老人告诉本报记者，他之所以这么执着，全因认定“人一辈子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否则就白活了”。编词典最初是“国家任务”，到后来变成了他的个人心愿。

　　“我心里有底，我编的东西的分量我知道。”车洪才说，“外交工作我也能做，别人也能做，但是词典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编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编的。”

　　36年时移世易，中国遭遇了不折不扣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中转变最深刻的也许要数人心，人们行事普遍求快，尽可能捕捉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车洪才老人之所以让人唏嘘，在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可能被视为“痴傻”的“轴”劲。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他信守承诺，也坚守着可能被人遗忘的价值，这种坚持无疑是社会珍稀的品格。

　　词典就要出版了，记者为车老开心。这本词典的使用者可能有限，但车老赋予其中的精神，影响的一定不只是使用它的人。记者刘功虎

(来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