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荆轲刺秦王这幕壮剧,历来有赞有弹,比如说,陶渊明盛赞荆轲的侠义勇烈,柳宗元则批评荆轲的浅见寡谋。同样是《咏荆轲》,他们竟吟咏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味。陶渊明的《咏荆轲》能够成为千古名篇,不仅以诗艺取胜,以激情取胜,而且以历史观取胜。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滋,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要问什么古诗能使人读后荡气回肠,这就是一个现成的范例。一向只被人认定有清奇逸气的陶渊明,胸中竟然也有跌宕豪气,这岂不令人吃惊?他对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大加赞美,对荆轲功败垂成、身遭显戮的命运则深表同情,他的历史观彰显无遗:反抗暴君的义士永远值得纪念。不必说得太直白,这就足够了。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对荆轲之死则不存丝毫同情。“造端何其锐,临事何趑趄?长虹吐白日,仓促反受诛。”这等于责备荆轲有良好的开端,却无美妙的收场,简单以成败论英雄;接下去,他的非议更加升级,“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这等于指责荆轲为燕国灭亡的祸首。但稍加分析,道理上全然站不住脚,韩、魏、赵、楚、齐五国都很乖态,并未派遣刺客去刺杀秦王,不也都相继亡国了吗?燕国灭亡(公元前222年)在六国之中只比最晚灭亡的齐国(公元前221年)早了一年,由此即可见出,荆轲刺秦王与燕国亡国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刺秦也亡,不刺秦也亡,燕国无法幸免于难。
柳宗元对荆轲不在第一时间刺死秦王,却要活捉他,也不以为然,“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荆轲确实想效仿曹沫劫持齐桓公的故事,劫持秦王嬴政,逼迫他签订归还诸侯领土的契约。这个想法确实有点天真。
说到“勇且愚”,韩、魏、赵、楚、齐五国中多的是“怯且智”的大臣,他们又做了什么丰功伟业?后来,晋朝更有一大批“怯且智”的清谈之士,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是眼看着就黄了吗?西汉第一谋士张良能够坐镇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总不能简单地归入勇且愚的行列吧?可他年轻时也同样带着勇士和大铁椎在博浪沙刺杀过秦始皇,可惜只砸中副车,功亏一篑,所幸的是他逃出了生天。英雄多半是荆轲和张良那样的勇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胜而为之,明知不可活而为之,若套用鲁迅先生的语式说,这样硬朗的傻子才是英雄,才是民族的脊梁。
荆轲牺牲了,燕国灭亡了,但天下义士对于暴君嬴政的仇恨并没有一笔勾销。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一度改名换姓,替人做苦工,后来忍不住技痒,重出江湖,以击筑而得到秦始皇的赏识和特赦(代价是用马粪熏瞎他的眼睛)。随着他与秦始皇的距离日渐靠近,高渐离想为老友荆轲报仇的心情也愈加迫切,他将铅水灌注在乐器中,找个近身的机会去扑击秦始皇,由于视觉不够灵敏,未能成功。秦始皇一怒之下,杀害高渐离,从此再也不敢接近六国之士。王开林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