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在华劫掠大量文物 米芾书法遭伪军哄抢撕碎(图)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是日本侵华时期为数不多获得有效保护的珍贵文物。(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

　　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

　　但战后文物追讨条件之苛刻鲜为人知

　　今日，是八年抗战日本投降纪念日。近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归还上世纪初所劫掠的中国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

　　据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介绍，选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一是因今年是该刻石建立1300周年，二是有关研究者已掌握日本人劫掠刻石的确凿证据。

　　有册记载，近代日本人在华盗掘、劫掠各类文物可追溯至清代光绪九年。此后，日本人在华的盗掘、劫掠贯穿整个民国时期，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时期，是文物损失、损坏最为严重的时期。

　　童增认为民间首次索赔是觉醒，也是遗憾。战后的种种事实则表明——文物追讨，常纠缠于情感与法律之间，受限于私心和狡诈，阻力重重。

　　本版文/本报记者 蚁畅、胡亚平 实习生 谭璇璇(部分资料参考陈文平著《流失海外的国宝》)

　　童增说，他在和学者偶然聊天中才得知，已有确凿证据证明日本人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将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劫走，存放于现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皇宫。随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为此成立文物追讨部，专门负责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被劫的证据梳理和索赔工作。

　　日俄战争

　　“唐鸿胪井刻石”运日皇宫

　　据《旧唐书 渤海靺鞨传》记载，公元713年，唐睿宗“遣郎将崔忻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上海大学陈文平教授介绍，崔忻从长安出发，跋山涉水，到达靺鞨都城，就是今天吉林敦化敖东城，完成册封使命。第二年春启程回京，来到辽东半岛的旅顺，在旅顺黄金山山脚下凿开两口井作为纪念，随后又把本次出使册封活动刻于巨石上，是为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陈文平认为，这块刻石是渤海与唐王朝关系史的实物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1908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海军中将富冈定恭将包括石亭在内的刻石和井运回日本，作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呈给日本皇宫。

　　在劫走刻石之后，富冈定恭又在刻石原址竖立一块“鸿胪井之遗迹”的石碑，并在石碑上写道：“余莅任于此地，亲考崔公事迹，恐湮灭其遗迹，树石刻字，以传后世云尔。”

　　陈文平说，富冈定恭是无耻的，“明明偷了石碑，还在上面留字，真是可笑。”

　　根据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提供的材料，战后有学者多次提出前往日本皇宫察看此石刻，均遭到拒绝。但联合会提供的资料，清楚显示石刻在日本皇宫内的方位及碑体图片。

　　童增说，日本驻华大使馆方面已表示收到了函电，但暂未收到来自日本政府的回应，“我估计他们正在商量对策。”

　　“九一八”后

　　242592件故宫文物迁移

　　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故宫有大量帝王珍藏。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告急，故宫博物院在1932年底作出决定，在数百万件文物中挑选出精品，向南迁移。

　　陈文平介绍，从1933年初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装箱，被挑选出来的珍品，都是用棉花、皮纸里三层外三层进行包裹，前后历时4个月，242592件珍贵文物才完成装箱工作。

　　为安全起见，故宫博物院决定分批运走文物。第一批文物共2118箱，主要是文献、书画等，其中包括著名的四库全书。这批文物由武装押运，辗转运抵上海。此后三个月，另外几批文物先运到上海，两年后全部运往南京。

　　陈文平特别提及，1935年6月，国民政府曾组织专家，在这批文物中挑选出1000多件精品，运往英国伦敦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陈文平说，“这批展品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精华。”

　　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但不久后“七七事变”爆发，这批南迁的故宫文物为了躲避战火，再一次装箱向内地迁移。

　　据史料记载，由于当时日军沿水路、陆路两路进行侵入，文物押运人员给每辆车都配备两名司机，两人轮流驾驶，除了加油加水等时间，一律不得无故停车，日夜兼程到达了贵州贵阳。

　　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原馆长徐森玉回忆，押送文物的车队在行驶过程中，多次遭遇日机轰炸，落下的炸弹有的距离车队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其中惊险让人惊出冷汗。

　　1937年11月，存放在南京的剩余故宫文物也全部西迁。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派吴玉章和牛德明等人负责押运，直至最后一批文物撤离南京不到5天，南京便被攻陷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批文物中多数精品被国民党军队运到台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许多国宝级文物珍品，如西周毛公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宋代汝瓷等。这几乎是日本侵华时期唯一得到有效保护的文物。

　　伪满洲国

　　米芾《笤溪诗》被哄抢撕碎

　　在被日本劫掠的文物中，跟随溥仪而丢失损毁的同样令人扼腕。

　　1934年3月，在日本政府和侵华日本关东军策划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成为“满洲帝国”的“康德帝”，实际上被认为是傀儡皇帝。

　　此前，溥仪曾从北京故宫运走1200多件珍贵的字画、古籍，存放在天津静园。1932年，溥仪潜逃至长春，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天津静园的这批文物运到长春的“满洲帝国”皇宫内。

　　据溥仪回忆，这其中就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和米芾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稿》原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阎立本和宋徽宗的作品；有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卖了几十件。……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落了。”

　　1945年8月，日军迅速溃败，伪满洲国遂作鸟兽散，溥仪和关东军首脑准备乘军用飞机逃往日本。临走时，带上100多件字画、古籍等。

　　没来得及带走的1000多件字画古籍，遭到破门而入的伪军官士兵哄抢，部分珍品在哄抢中被损毁，其中，北宋四大书画家之一米芾的《笤溪诗》，被撕扯成碎片。

　　实际上，日本侵华期间，对全国各地重要古文物的盗窃、抢夺、毁坏不计其数，大量珍贵文物丢失或损坏于炮火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彼时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统计，编写了《战时文物损失目录》，据各级上报数据，我国文物损失共计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战后追讨

　　还得报抢走文物日军番号

　　“战后文物追讨时，要求我们给出文物丢失的时间地点，抢走文物的军队番号，根本就是不想归还。”提起战后文物追讨，陈文平颇有些气愤和无奈。

　　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1945年12月2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苏、美三国外长会议，决定成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其中，远东委员会负责战后对日索赔即战后有关对日政策的决策。

　　关于归还被劫物品的政策，远东委员会规定：被劫文物“经所有国证明确属原物时，得向盟总申请归还。申请时须由劫掠所在地之盟国代表团代办申请手续，填具表格，并检具：1.劫物详细说明。2.产权证明文件。3.被劫情形如地点、日期之叙述。送交盟总民间物资保管组，以备审核归还，如尚未发现原物，亦得申请转日本政府调查具报。”

　　陈文平认为，这种条件苛刻，甚至于有些“站在日本一边”。而事实证明，这些条件成为战后文物追讨最大的障碍。

　　1999年，陈文平见到了当年赴日本追讨文物的代表团成员王世襄(1914-2009)。

　　王世襄在看到关于归还被劫物的规定后，也十分失落，他回看国内上报的文物材料，“没有一份够得上材料完整的。”

　　最终，代表团从日本追回了北京周口店出土的化石一批、四库全书等善本古籍35000册、张学良收藏的缂丝古画精品58轴等。但索回古物的数字和实际被劫的数字仍旧“有天壤之别”。

　　现在索回

　　有困难也有韩国成功案例

　　童增也知道战后文物索回之难，在他看来，此次向日本索回“中华唐鸿胪井刻石”，首先是态度问题，“我挺遗憾的，我们到现在才摆出这种态度。”但童增认为韩国有成功先例，“我们证据确凿同样可以索回来。”

　　上世纪70年代，韩国民众曾积极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2005年，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即归还。

　　但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认为，虽然日本曾经归还过韩国文物，但是现在要想讨回“中华唐鸿胪井刻石”难度依然相当大。

　　“上次日本归还韩国文物实际有政治考量，当时日韩关系良好，日本也希望通过归还文物拉拢韩国建立战略联盟，但是自从日韩关系紧张后，这种文物归还就变得可能性很低。”在韩昇看来，现在很多文物追讨无从下手，源于对方根本就不跟你谈，不谈就没法推动，更别说归还，“按照日本人的性格，被他们吃进去的东西想要吐出来几乎不可能。”

　　“大部分博物馆都会用‘文物是当前所有者通过正当方式获得’搪塞，毕竟在甲午之后，流入日本的大量文物除被掠夺外，也有一部分是重金购买，流失文物数量大，很难找到每一件文物被非法掠夺的实际证据，这给追讨带来很多困难。”

　　专家说法

　　日本抢来文物

　　多数秘而不宣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的著作《正仓院》是中国为数不多关于这座日本国宝级皇室文物仓库的研究著作，那里至今仍收藏了大量中国唐代传入日本的珍稀文物。

　　相比正仓院这些可“示人”的中国文物，更多中国文物由于来路不正而很少被日本所有者拿出示人，“很多甲午之后被掠夺至日本的文物从来没有公开展出过，多数秘而不宣，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抢走了什么，怎么追讨呢？” 韩昇说。

　　两年前的9月18日，首部由中国学者编成的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目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在编成66年后，首度公开出版，据当时唯一健在的编纂者，原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年已92岁高龄的谢辰生先生讲述，这套目录是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在北京及上海区办事处组织编制的，目的是向日本追讨自甲午(1894年)以来被劫夺的珍稀文物和要求战争赔偿。目录收录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被日本劫夺的各类中国文物15245件。

　　但在上海大学教授陈文平看来，这个目录只是日本掠夺中国文物的冰山一角。

　　韩昇擅长唐史研究，在正仓院考察期间，每当看到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文物从当年流入日本至今仍被保存得如此完整，也会对日本人尊重文物、尊重文化的态度有所欣慰。

　　但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渗透以及入侵，更大规模的中国文物被日本有组织、有预谋地掠夺。“一想到文物背后的强权、掠夺和非正义，根本让人无法去欣赏文物本身的文化感和历史感，总会让人有很愤愤不平的感觉。”韩昇说。

　　在韩昇看来，日本各地不少博物馆甚至寺院私藏中或多或少保存有从中国掠夺的文物，“具体有多少被掠夺的文物流入日本，根本就数不清楚。”

　　据不完全统计，仅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就流失了超过360万件又1870箱文物，741处古迹被毁。这些文物上至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下至清代瓷器书画。“只要是沦陷区，当地的文物都会成为日军的掠夺目标。”韩昇说。

　　据谢辰生先生当年回忆，早在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就开始派遣探险队，到处搜集中国文物。战争期间，日本人更是明目张胆地大肆掠夺。比如洛阳金村墓葬出土的大量铜器、古籍，宋代百善楼200个宋代版本的善本书等等。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山西赵城金藏在1942年日本侵华期间差点被日军掠走，时任太岳区军政领导陈赓、薄一波派出游击大队百余人将5000卷藏经全部移出寺庙，才使珍藏留在国内。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