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金时代》谈许鞍华的电影：昨夜明灯昨夜梦

图为剧照。 　　制图：蔡华伟

　　1936年，飘零在日本的作家萧红在书信中写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可是在笼子里过的。”

　　那时，萧红才25岁，但已经在鲁迅的帮助下，凭借《生死场》成为知名作家。此后6年，她创作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若干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直至病逝在香港圣提士反女校的临时医院，年仅31岁。

　　如今，这位已离开这片土地72年的女作家，依然引人关注。10月1日开始上映的电影《黄金时代》，由获得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两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的许鞍华执导，编剧李樯历时3年完成剧本。两人从10年前开始策划，剧组辗转哈尔滨、上海、武汉、香港等地，历时近3年，终于用镜头写就了一篇荡气回肠的散文。为让更多观众读懂许鞍华的电影，中国电影资料馆先后举办许鞍华回顾展及《黄金时代》首映礼。作家萧红与导演许鞍华，成为当下的文化热词。影片上映前夕，许鞍华导演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她的电影观。

　　萧红与文学

　　萧红临终前说：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因为自己是个女人。她踉踉跄跄、一生流离，她用瘦弱的身躯燃尽生命之火，展开稀疏的羽翼追逐自由之光、文学之美。

　　记者：作为香港导演，除了《黄金时代》您还拍摄过张爱玲的《半生缘》《倾城之恋》，那一代的作家和文学为何吸引您？

　　许鞍华：我们在香港念书的人会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是鲁迅、巴金、老舍、冰心，他们的文章是被收入教科书的。小学六年级暑假，我在图书馆读了许多“五四”时期作家的文章，非常喜欢却并不懂得他们讲的那个时代。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读张爱玲，她所写的香港与我所知道的香港如此相似，所以陆续拍了两部电影。

　　记者：您的作品大多聚焦香港本土甚至社会边缘人物。与之类似，萧红对于文学、爱情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是与时代主潮区隔、背离的。您如何评价萧红？

　　许鞍华：电影导演也是某一种作家吧，同为创作者的我很想知道她面对生活、面对创作的心态。我认为，萧红是一流的作家，她的作品艺术水准非常高。上世纪70年代时，我第一次读到《呼兰河传》，根本无法接受它的写作方式，那是如同散文一样的语言，但在40年之后，我却读到了萧红的好。

　　在电影里，对于萧红身上的一些迷局、争议的部分，我尽量用客观的态度处理。她的是非对错，我希望交由观众来评判。

　　记者：对萧红的历史评价很复杂，人们热衷猜测谈论萧红的绯闻轶事，虽有哀婉叹息，却也夹杂着些微的“轻侮”和“鄙夷”。

　　许鞍华：萧红的一生，就是不断出走、反抗、漂泊的一生。一开始，出于对父权的反抗，她离家出走。她与萧军恋爱但没有结婚，后来又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结婚，这些事情即便放到现在也是很极端的。在那时，一个女性要脱离男性和家庭独立是很难的，她在当时受到的压迫很深，可是，她的内心自由、勇敢，这很了不起。

　　个人与时代

　　那个时代，炮火震耳欲聋，人命细若琴弦。鲁迅、聂绀弩、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胡风、丁玲……他们用文字抒写显现了文化理想与家国情怀。

　　记者：这部电影描绘了一幅文人众生相，十几位响当当的作家悉数登场。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孕育可能的时代，革命的种子在那时破土而出。那些文人的思想是时代的明灯，闪耀着青春般的色彩，激荡人心。这是您所向往和倡导的吗？

　　许鞍华：不，我拍这部电影并不想教化别人。我只拍那一代人的生存方式与人际关系，呈现与当代的一些不同，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判断。因为那时社会动荡，外在环境封闭而强大，所以人们反抗的目的性更强烈，内在的自由也更强烈。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在很多方面是不断进步的，所以不能说以前就比现在好。可是，如果以前的一些东西可以继承下来，也许我们的生活会更好些。这是应该思考的。

　　记者：《黄金时代》里有大量的对镜独白，这种打破时空界限、让虚构与真实交错的叙述方式富有实验性，对于观众也是一种挑战。

　　许鞍华：这种方式我以前没试过，不过我觉得这是这个戏特别的地方。一般电影里的画外音，叙述者都是后世的，而叙述时态也是现在的。但这部电影让剧中人评述，他（她）也许穿的是1932年的衣服，讲的却是10年或20年后的事情，让人产生超现实的感觉。我们想试验一下进展中的美学。

　　记者：想象中文人的生活是比较精神化的，您如何把握到那时那地那些人？譬如，电影里的鲁迅处于生命末端，他慈爱、温暖，也寂寞、不舍，十分生活化。

　　许鞍华：我只是把他们的音容笑貌、生活状态，具体地表现出来。让观众觉得，这些人不是“听说”中的样子，脱离肖像感。譬如，鲁迅家的取景地就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隔壁，其构造与鲁迅纪念馆一模一样。你走进里面，就会知道鲁迅在哪张桌子写作、吃茶，屋子的哪个角落摆放了万年青，这些具体问题弄清楚之后，鲁迅的生活方式也便呈现出来了。我始终相信，鲁迅不但是公共的鲁迅，更是人间的鲁迅。

　　历史与电影

　　历史有太多阐释的空间，它被虚构、被粉饰、被私人化、被传奇化，其中不免诸多悖论。电影讲述历史，其意义不在树立抑或打破偶像，而是透过那些细微的裂缝，追逐历史的真相与逻辑，让历史的光芒照进现实。

　　记者：“黄金时代”有丰富的解读空间。不论投身革命，还是坚守文学的本质，那一代作家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时代。那么，什么样的时代可以被称为“黄金时代”？

　　许鞍华：很难给出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如果你的灵感、理想能与时代契合那再好不过；如果不能，尽力去把不契合的地方改过来，也就接近黄金时代了。

　　记者：比如电影呢？

　　许鞍华：从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电影可以说已经进入黄金时代，可是从艺术文化水准来看，可能还没达到。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市场急速发展，内地电影界也正经历新的变化。一些青年导演的作品票房很高，却遭遇不同的评价，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情况。任何新事物的出现，一定会产生纷争，而一个健康的电影市场一定是可以容纳多元作品的。一个导演灭亡的先兆就是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但是，不论你做商业片，还是艺术片，首先要认清自己。我们应该多鼓励一些新人，而不是把他们作为自己竞争的对象。每个人都多做些事情，整个行业自然会变得更好。

　　记者：您是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又几十年投入地拍“许鞍华式”的电影，是什么让您如此坚持？

　　许鞍华：现在，我有点排斥人家把我当作一个大导演，当作一个文化符号。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人家颁给我一个终身成就奖，在内地，人们对我也是过誉了。这些过度的赞美会把你个人看得比作品更重要。我习惯了做幕后，不喜欢跑到台前去宣扬我个人怎样，不论幸福还是痛苦，因为从事这一行，忍受痛苦是理所当然的，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地方。对于作品，也不必称颂。因为，电影跟观众是平等交流，如果观众喜欢，内心有共鸣，就足够了，没必要成为粉丝和偶像的关系。

　　记者：您希望与观众建立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样的关系？

　　许鞍华：对。就像看待《黄金时代》里的那些文人，不要过分神化。

　　《 人民日报 》（ 2014年10月09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