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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重慶森林》(上圖)、《東邪西毒》、《2046》，還是眼下的《一代宗師》(左圖)，樣式在變，故事在變，人物在變。不變的王家衛，總是遭遇是“深邃感情“還是“玩深沉“的爭議。
本報首席記者 王磊
10天票房過2億元，預測票房過3.5億元，《一代宗師》無疑是王家衛30年來票房最好的作品。“人活一世，有的活成了‘面子’，有的活成了‘裡子’，能耐是其次的，都是時勢使然。”套用影片中的這句對白，票房成功不過電影市場時勢造出的“面子”，在爭議聲中堅持電影的個性，才是真正的“裡子”。
對於影視圈而言，《一代宗師》的意義，在於將“影評”從商業票房和話題炒作中拉回來，使之重新關注電影內容。不過，內容歷來是王家衛電影的“短板”。從影30年，王家衛面對的評論向來都是兩極分化，“醉了”或者“睡了”的喜惡對立，從他1990年編導《阿飛正傳》確立個性風格開始，就從未止息：
●大量旁白，“講電影”是個性，還是對故事沒把握？
●氣場強大，哪怕是“空洞”，也會被讀作“深邃”？
●群星薈萃，“作家電影”借用類型，卻不懂商業法則？
角色旁白，“講電影”是悶得不得了，還是有腔調？
《一代宗師》的開頭，有段“人生如果也分四季……”的旁白，以葉問回憶的方式，將整個電影“故事”的背景娓娓道來，長度約有10分鐘。角色不說話，旁白話很多，是王家衛電影的風格之一。這種被喜歡王家衛的人追捧為“文藝”的表達方式，卻也遭遇演員不知道演什麼的尷尬，“旁白”甚至被很多圈裡人視作典型“悶片”標志。
從《阿飛正傳》開始，王家衛就對旁白情有獨鐘。劇中“阿飛”的感情戲、背景戲幾乎全是說出來的。王家衛坦率地表示，一次叫張國榮配后期畫外音時，張國榮也曾有幾分疑惑，“因為在電影圈裡有種說法，電影如果有畫外音，就是悶片，旁白越多越悶。”
電影人譚家明以曾經的合作者身份，對王家衛電影中的旁白提出異議：“很多人稱贊《東邪西毒》，大概是我知道制作過程的緣故，我覺得《東邪西毒》不夠好。《阿飛正傳》用‘講電影’營造了氛圍，把記憶變得鮮活強烈，但是《東邪西毒》有幾分戲謔的畫外音，卻是在勉強補救。”
譚家明回憶說，王家衛拍片認真，鏡頭很美，影像的素質很高，做他的剪輯幾乎是一種享受。不過，《阿飛正傳》王家衛沒有參與剪輯，他沒耐性也不喜歡。“之前有人幫他剪過一兩場，他覺得不是他要的東西，就叫我剪。”當時王家衛拍了很多鏡頭給譚家明，讓他剪輯，他看到有大鐘的特寫，又有閘閂，就覺得時間和空間有種互動關系，而其中最好的人物鏡頭則是張國榮跳恰恰舞。“不過張國榮跳舞的鏡頭隻拍了一場。”過了幾天，王家衛送來一段錄音，叫他放進去。“試試時長，剛好和跳舞的一段一樣，主角的個性就這樣用一個鏡頭表現出來了。”有意思的是，哪怕這樣重要的場景和對白，王家衛也並沒有參與意見，只是在看到樣片后說了句很不錯。
“講電影”，沒有語言動作，甚至不需要表情，拍攝時，演員要麼盯著鏡頭，要麼看著前方不說話，曾有一位大腕說，因為大家不知道要說什麼演什麼，或者電影到底在演什麼。
當然，旁白的運用，對於王家衛而言，有時也是一種無奈。比如，拍攝《重慶森林》時，不僅時間很短，而且大部分鏡頭是偷拍的，有些場景拍攝了一半就無法繼續，環境吵得幾乎無法錄制同期聲，所以旁白承擔了構建情節，勾連故事的作用。
不過，更多時候，王家衛的旁白，以及劇中人的喃喃自語，都被視作是王氏電影風格的一種標志。王家衛曾說：“電影是很妙的一件事情，因為有些時候，拍攝時靈光乍現，拍到了一兩個鏡頭，你當時不知道這些鏡頭的作用，回頭剪輯時才發現很重要。”而說明這種重要性的，恰恰是旁白。
盡管觀眾和評論的褒貶不一，但是旁白卻成為電影“個性化”的標志之一。徐靜蕾的《陌生女人的來信》、九把刀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等影片，也都出現了大量對白。拍攝“那些年”時，是否使用旁白曾引發團隊爭議，有人認為旁白屬於“小說”，不夠電影化。九把刀則說：“為什麼王家衛用那麼多旁白都行？”最終，影片中的旁白都被保留了下來。
深邃情感，是角色命運的交集，還是用鏡頭作秀？
在很多香港影評人眼中，《阿飛正傳》是王家衛最好的電影，其中的人物情感，鮮明地被烙上了王家衛的風格特征。有人喜歡“葉底藏花一度，夢裡踏雪幾回”式的想象中的感情戲，說越是咀嚼越有味道﹔也有人反感用重復鏡頭營造出的感情空間，覺得越是深邃越是空洞，倒不如好好研究人物，把電影故事說清楚。
《阿飛正傳》中，張國榮扮演的阿飛，對張曼玉扮演的女售貨員很有好感，影片一開場，阿飛指著一隻手表對售貨員說，“這隻手表”，一分鐘以后，他對她表白：“以后你會記住，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我們曾經在一起。”這種有點兒玩世不恭的求愛方式，竟然獲得成功，售貨員開始和阿飛交往。不過，一段時間之后，阿飛卻不打算和售貨員結婚，甚至對她的結婚暗示也置之不理。一個雨夜，氣急敗壞的售貨員，在阿飛樓下徘徊，糾結於是否要去表白，正巧碰上了劉德華扮演的巡警。於是，售貨員拉著巡警上樓。走進阿飛的房間后，卻發現他已經另有新歡，從此，阿飛張國榮、張學友，舞女劉嘉玲，還有售貨員張曼玉幾個小人物，開始了命運和情感的交集。
情感線索，在評論眼中是王家衛電影似有似無的線索。無論是《重慶森林》、《東邪西毒》、《2046》，還是眼下的《一代宗師》，樣式在變，故事在變，人物在變，說不清道不明，不知對錯不分你我的感情，總是演繹出空落落的寄托，不經意的擦肩而過等模棱兩可的故事。更有意思的是，王家衛的影片中，這條感情線似乎彼此糾纏，《重慶森林》裡，梁朝偉扮演的警察說：“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東西上面都有個日期，秋刀魚會過期，肉罐頭會過期，連保鮮紙都會過期，我開始懷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是不會過期的？”《一代宗師》中，宮家小姐的背影，也被配上一句旁白：“每一次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類似的對白，甚至成為王氏語言的標志，被影迷集結成語錄。
當然，文藝青年眼中關於“深邃感情”的台詞，始終需要情節和故事作為基礎。沒有了情節的深邃，讓王家衛電影遭遇“玩深沉”的指責。
有影評人拿票房1000萬的《花樣年華》開刀，認為影片內容空洞，空到隻能看到美術指導，音樂燈光，對於最重要的故事而言，不過是在“秀感情”。“穿個旗袍扭來扭去，他們的感情真的能感動人嗎？”按照一位影評人的標准，電影的好壞最重要的標准是“情緒強度”。《花樣年華》恰恰是個反例，看似含蓄外表下隱藏著深邃的感情，但兩個角色其實都很空。“買雲吞面呀、上下樓梯呀，利用空間來制造感情的‘深淵’，其中的情緒卻沒有情節支撐。營造的只是氛圍，感情卻不夠堅固。”
一些王家衛電影中很有創新的段落，也被不少影評人指責是畫蛇添足。《花樣年華》的結尾，梁朝偉去吳哥窟對著樹洞講話，許多影評人認為角色本身並不會這樣做，這段是為了表白而表白。
類型運作，是堅持藝術，還是用商業隱藏想法？
片段化的敘事，唯美獨特的造型，疏離孤獨的人物，是王家衛電影一貫的特征，由此他被冠以“電影作家”的美名，那些看得懂、看不懂的電影也就成了“作家電影”。不過，和一般的作家電影不同，王家衛的鏡頭中，從來不缺乏明星，而明星往往意味著商業。那麼，王家衛的電影究竟是商業片還是藝術片？
《一代宗師》上映后，除了梁朝偉之外，幾乎所有的演員都被評論貼上了“市場野心”的標簽，章子怡、趙本山、小沈陽是為了大陸票房，宋慧喬則是為了討好韓國觀眾。面對這樣的評論，王家衛引用影片中的對白，武林都不分南北了，電影市場難道還要分得那麼清楚嗎？
清醒的影評人顯然沒有被王家衛的解釋“忽悠”：走市場有什麼不對？哪怕你是王家衛。
王家衛5歲和家人從上海移居香港，就讀於香港理工大學美術設計系。1983年開始，他編劇的和監制的多部影片上映，其中既有鬼片如《猛鬼學堂》、動作片《江湖龍虎斗》，也有《龍鳳智多星》、《空心大少爺》等生活題材。“類型片”的概念和運作，對於王家衛而言並不陌生。
1989年，王家衛編導的處女作《旺角卡門》上映。在當時警匪片林立的香港影壇，王家衛嘗試用抽象的鏡頭、音樂電視的節奏，表現邊緣人的生活。雖然有劉德華、張曼玉、萬梓良、張學友等大牌加盟，但是觀眾並不適應王家衛的風格，最終票房平平。不過，《旺角卡門》卻獲得了電影業界的好評，拿下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最佳美術指導兩個獎項。從此，影評人也開始注意王家衛在商業電影之外，開拓出了一片屬於自己的藝術思維方式，以及個性化的電影語言。
曾有人開玩笑說，王家衛的電影之所以能吸引到那麼多明星，甚至不少明星願意“零片酬”出演王氏電影，只是想知道平日裡“很商業”的自己，可以變得多有“文藝范兒”。
對於王家衛而言，票房也許不是第一位，卻也始終不能放棄。在香港社會，電影再怎麼做，都脫不了商業考量，王家衛的電影盡管“個人化”，卻從來少不了明星，而且總是“群星薈萃”，他也總會“照顧”投資方的情緒，將他們希望看到的明星放入影片之中。這種和商業的“妥協”，讓梁朝偉有機會出現在《阿飛正傳》的片尾，並漸漸成為王家衛的御用。
“當我開始一部電影時，我唯一清楚的，就是該將這部影片放入什麼類型之中。”王家衛曾這樣說。
不過，對於類型片而言，王家衛的“放入”，更像“借用”，要論故事和情緒，則完全不是類型片可以概括。《東邪西毒》算是武俠片嗎？《重慶森林》算是警匪片嗎？似乎“王家衛”才是一種類型的名字。而當王家衛成為一種類型的時候，這種類型的特征就變得再明顯不過：對於香港電影的商業票房、類型分類、明星體制，王家衛電影一方面認可並利用，另一方面始終在尋求突圍。
(來源: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