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70歲"從頭開始" 把時間獻給傳統村落保護

　　馮驥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翻閱起自己的回憶畫冊。記者 鄭 娜攝

　　過去十余年，他把搶救民間文化做得轟轟烈烈，以至於人們幾乎忘了他同時也是優秀的作家、畫家、教育家。70歲后，他決定把自己未來的時間都獻給傳統村落的保護和發展。為了這項新的事業，他打算再次“從頭開始”。

　　馮驥才70歲了。

　　白發是有的，但不算多。歲月並不總是催人老，尤其對於他。天生的強健體魄，常年勤於思考與走南闖北的田野調查，讓他依然精力充沛，可以大聲談笑，走路生風，腦子裡、手邊上有干不完的事兒。

　　過去十余年，他把搶救民間文化做得轟轟烈烈，以至於人們幾乎忘了他同時也是優秀的作家、畫家、教育家。大多時候，大家眼中的他，是不停頓抨擊傷害文化傳統時弊的學者，是大量而密集地發動一場場搶救運動的知識分子，拷問的都是令這個時代振聾發聵的命題。他說，我把自己釘在了文化的十字架上。

　　對於自己，他則很少談論。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家世。不隻別人，連他自己也常常因為忙碌而忘記年齡，忘記自己。直到某一天，突然發現，不知從何時起，自己在鏡頭裡變成了眉頭緊蹙、憂思重重的老頭。直到某一天，《時光倒流七十年》的音樂擊中他，翻天覆地般傷感的旋律把他帶回時光隧道，數不清的往事迎頭飛來。

　　童年和少年是一團發光的夢

　　在馮驥才的印象裡，童年到少年是一團發光的夢：明亮、溫暖、朦朧、無憂無慮。

　　他雖然出生在天津，他父親的家族卻在浙江寧波，母親則來自齊魯大地的名城濟寧。准確地說，他出生在一個商人的家庭，從爺爺到父親都是一生經商。父親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們家在天津英租界腹地大理道有4棟樓宇，光汽車就有4輛，兩個司機，8個佣人。

　　殷實的家境並沒有助長馮驥才的紈?之氣，反而很早就讓他看淡了錢這回事，“我的天性看不到生活中的商機，對營利的事毫無興趣”。然而，對於“我是誰”“我將來會死嗎”“宇宙的邊兒在哪裡”這類問題他卻十分好奇，勤於思索。

　　人的天性從少年時期就可以看出來。母親說小時候的馮驥才，早晨沒睜開眼時已經開始說話了，晚間眼睛合上仍然沒有閉嘴﹔隻要有一點精力都會把嘴巴使盡——他至今仍然如此：對世界充滿好奇，很多時間在自己的想象中而不是在現實中生活。

　　由於太不守規矩，初中一年級他就被學校貼告示警告處分。到初二加入少先隊時，他的身高已超過一米七，對運動特別是籃球和足球熱情高漲，一直是學校的籃球中鋒。初中三年級時，他開始學習國畫，曾先后師從嚴六符、惠孝同、溥佐、張其翼。此后，又師從國學家吳玉如學習古文。

　　與生俱來的繪畫天賦本可帶他走上更高的學府。然而高中畢業后，在考取中央美院而大有希望被錄取的當口，他最終因為“階級出身不好”被拒之門外。1966年開始的紅色風暴，將他藝術的、唯美的、理想主義的世界一夜粉碎，迅速摧毀他的家庭。為了生計，他先后做過業務推銷員、塑料印刷工，畫過草帽和玻璃鏡片，飽受磨難。那團發光的夢一度被掩埋了起來。

　　文學和繪畫已經成為生命方式

　　在急轉直下、一落千丈的驟變之后，馮驥才放下畫筆，拿起了更沉重的文學的筆。那段時期，他手不釋卷地閱讀中外名著與藝術史，一個人站在屋子裡背誦《蜀道難》、《赤壁賦》、《致大海》﹔挎著相機走街串巷調查本地鄉土文學，還大著膽子給報社投稿。

　　“當時我所做的一切都出自興趣愛好而非理智的選擇。我感到一種東西在我心裡發光，有時這東西跑到我前邊吸引著我，這是一種藝術的理想。”

　　1979年到1989年，馮驥才是屬於文學的。《鋪滿鮮花的歧路》、《啊》、《雕花煙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謝生活》……那時，他每一部作品出來，都會收到數百上萬封讀者來信。有的信打開時，沙沙作響，是讀者寫信時淚水滴在上邊所致。

　　如果那麼堅持走下去的話，馮驥才或許會成為一代文學巨匠，抑或是一流的畫家。他的摯友之一，著名導演謝晉曾好意勸他：你的精力太分散了，如果能集中干任何一件事都會不得了。話雖有理，但馮驥才依然我行我素。比起集中精力干一件事，他更喜歡來回穿梭的感覺。

　　文學和繪畫與他相伴半個世紀，如今雖不是他的主業，卻已成為他的生命方式。所謂生命方式，就是不管干什麼，他身上總能保存著浪漫、敏感和想象力這些編碼，不生不滅，不增不減。

　　“這幾年，靈感還是往我身上扑，我能做的就是推開它。”

　　不久前，他一個人在屋裡放著音樂，看著牆，剛好有黃昏的風吹照在牆上，突然就覺得像一片秋天的鬆柏，秋天的風吹過來，一大片葉子在飄，有一些光影在閃。當時他想回去后一定要把它畫下來，可是回家后已經精疲力盡，隻好放棄。

　　這些年老在路上，他腦子裡常會浮現出許多小說的人物、細節，可是每次差不多想好的時候，終點到了，一下車，一握手，一說話，一吃飯就全忘了。不能隨時寫和畫，難免會遺憾，不過把想象當做一種享受，現在的他也樂在其中。

　　繼續向巨大的無形的對手宣戰

　　在被認為是最充滿創作活力的年華，馮驥才丟開最熱愛的文學與繪畫，去做一名文化的守護者。他承認：“開始時，只是出於一種文化情懷，並不知道我已經把另一種責任拿了起來”。

　　近20年來，他衛古城，哭古街，救年畫……不辭辛苦，踏遍河北、山東、山西、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7個省份的幾十個村落，進行登記普查。他沒想到，自己一生最忙的時期竟是在甲子之年。

　　他已然分不清這一切是命運的驅動，還是責任的使然。總之，他常常覺得自己把一座沉重無比的大山壓在脊梁上，並不時聽到“自己脊梁骨嘎嘎作響”。在這個人們多半要“告老還鄉”的人生階段，他自己忽然站到了自己的肩上——忘了自己和看清楚了世界。

　　這些年來，他不是沒有成就感，但挫敗感也常伴左右。有時他覺得自己成功了，有時又覺得很失敗，特別是當他面對著巨大的無形的對手——這個對手無所不在，不是商人，不是官員——是這個社會巨大的利益需求。

　　去年“兩會”期間，他和一位政協委員就應不應該把錢寫進價值觀起了爭論。金錢是需求不是追求，文化不能產業化政績化……諸如此類的觀點，隻要有機會，他向來不懼發出自己的聲音。他不隻要告訴全社會，還要告訴那個“無奈、孤單和弱小卻不肯放棄的我”，“如果你不能証明我錯了，我就決不會停下來或者掉過頭去”。

　　“人們自己走自己的路，誰也不管誰，而我卻選定了這樣一條路……這是一條時而歡樂，時而痛苦的路﹔這是一條充滿荊棘的路﹔一條爬上去艱辛，滑下來危險的路……但我決意走這樣的路，因為它是一條真實的路。”年輕時，馮驥才在最灰暗的時候寫過一首叫《路》的詩。

　　這首詩今天讀起來有著另一番骨氣。去年過完70歲生日的第二天，他跳下床揮筆寫了“春回”二字，問自己：難道我還要站在生活的激流中嗎？答案不言而喻。他已經決定把自己未來的時間都獻給傳統村落的保護和發展。為了這項新的事業，他打算再次“從頭開始”，從頭開始普查，從頭開始制定標准，從頭開始設計規劃，從頭開始面對新的困境，尋找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