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翻譯獎得主鄭克魯：不願花功夫在二流作品上

鄭克魯

鄭克魯翻譯的作品(部分)。

　　◎ 本報特約撰稿 馬信芳 文/圖

　　曾翻譯了《基督山恩仇記》、《茶花女》、《悲慘世界》等世界名著，編寫了《法國文學史》、《法國詩歌史》、《外國文學史》等專著的法國文學專家鄭克魯先生，去年底，憑借其譯作《第二性》(上下卷)從入圍的十部大作中脫穎而出，一舉奪得第四屆傅雷翻譯出版獎。我知道，作為翻譯家，鄭克魯已經有一千萬字的譯作，然而對此番獲獎，他對自己的譯作卻隻打了一個“良”級。他說，按照翻譯作品的“信達雅”標准，其中“信”與“達”，他是做到了，至於“雅不雅”，這得交由讀者來評價。對於這樣謙虛的翻譯大家我肅然起敬，日前我專程訪問了他。自然，我們的話題也從翻譯法國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最重要作品《第二性》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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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原一個“原汁原味”的波伏瓦

　　作者：我知道，問世於1949年的《第二性》，是部堪稱俯瞰整個女性世界的百科全書，它的著述者——法國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由此被稱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精神母親”。《第二性》先后被譯成英語等17種文字，波伏瓦由此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多讀者的女性作家。為什麼在60年后，你要翻譯這部著作？

　　鄭克魯：就波伏瓦一生著作而言，其最重要的作品就是《第二性》，此書甚至被尊為西方婦女的“聖經”，其被引用率高得驚人，光是公開發表的論文就有約2.7萬篇。但它卻遲遲未進入中國，17年后，中國台灣才出了《第二性》第二卷的譯本，而大陸的節譯本則出現在31年以后。然而長期以來，這本書猶如一個符號，雖在學術圈和文藝圈頻頻被提及，但很多人卻反映“不好讀”或者“翻譯得很奇怪”。現在搞清楚了，是譯本的“先天不足”。原出版的幾種譯本，除了少數節譯本是根據法文翻譯之外，其它都根據英譯本轉譯。如1953年由美國蘭登書屋出版的《第二性》的英譯本譯者帕什利隻在高中時學過法語，沒有受過專業的哲學訓練，結果他把原著中的很多內容簡化甚至刪除了。據統計，譯者的刪改達原著的15%之多，而荒唐的是，譯者竟主觀性自由發揮，並嚴重扭曲了波伏瓦的原意。為此，相關專家期待一個新譯本的出現。

　　為廣大讀者、研究學者還原一個原汁原味的波伏瓦和《第二性》，上海譯文出版社從法國伽裡瑪出版社得到了“唯一法譯中全譯本”的授權，希望我從法文原著重新翻譯這部書。

　　作者：《第二性》是關於女性的第一部具有理論色彩的著作，專家們都認為，這部書“艱深難搞”，從理論上看，似乎這方面的著作還沒有出其右者。所以翻譯此書是否很有難度？

　　鄭克魯：是。《第二性》所引用的材料豐富翔實，論証相當嚴密。波伏瓦博覽群書，學識淵博，她的生物學知識達到了專業水平，她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著作相當熟悉，她深諳人類學家關於原始社會的著述，而且涉及生物學、精神分析學、哲學、歷史學、人類學、宗教、心理學、文學、法律、社會學等眾多學科，特別是第一卷有“很多理論詞匯”，專門術語充滿了艱深。法文原版長達1071頁，譯成漢字約有70萬字。所以，我翻譯時，“如履薄冰”，以准確理解原文為重要，不能意譯，不時求証，整整用了兩年時間才譯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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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文科算是傳承了曾祖鄭觀應的衣缽

　　作者：你是我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想家鄭觀應的曾孫。貫穿“富強救國”主題、完成於1894年的鄭觀應代表作《盛世危言》，就提出向西方學習，你專攻法國文學，是否受到先祖的影響？

　　鄭克魯：1858年，鄭觀應在科舉考試中遭到失敗后，即奉父命遠游上海，棄學從商。在上海他掌管洋行的絲樓，並兼管輪船攬載事項。1860年，進入英國人傅蘭雅所辦的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語，對西方政治、經濟方面的知識產生了濃厚興趣。1880年，鄭觀應編定反映他改良主義思想的《易言》一書，書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國富為中心的內政改革措施，主張向西方學習，組織人員翻譯西方國富強兵的書籍。最體現他思想的是其代表作《盛世危言》，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給甲午戰敗以后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帖拯危於安的良藥。1895年，光緒讀了《盛世危言》，還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該書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而后來的康有為、孫中山等人，更是在《盛世危言》中直接受到了啟迪。

　　我想，正因為曾祖學了外語，才能接觸到西方的先進文化和觀念，並由於他具有思辨的天賦，加以有文字功底和寫作的才能，更勤於動筆，這樣才有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盛世危言》。我的思考與寫作能力也許與他有關，隻不過我喜歡的學科不如他那麼廣泛。我專攻的是法國文學，涉及到外國文學。說慶幸也好，或說是種遺憾，在他的后代中，唯有我學的和從事的是文科，但不管怎樣，多少也算是傳承他的衣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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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研究、教學——三位一體

　　作者：你的翻譯之路是從何開始的？

　　鄭克魯：我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法語專業，又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碩士研究生，先在中國文學所，后在外國文學所學習，師從李健吾先生，跟著他研究法國古典文學。我從李先生這裡獲得的最大的財富，就是他要求我從扎扎實實的材料中求取真知，並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見。所以我在學術研究中特別注重搜集材料，從而才有了自己獨特的研究觀。

　　外文組組長卞之琳先生是我的“頂頭上司”，他建議我也要搞一點當代文學。這對我是個鞭策，我由此開始關注當代文學的動態，后來又系統地加以研究，這些為我后來從事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打下了基礎。大師的先見之明，讓我受益匪淺。

　　在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期間，我看完了法文版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的90%的作品。所以，“文革”后，當《世界文學》復刊向大家征稿時，我很快遞上了翻譯的巴爾扎克的短篇《長壽藥水》。這篇翻譯處女作亮相后，又促使我馬上翻譯第二篇巴爾扎克的短篇《不為人知的杰作》，接著又連續翻譯好幾篇巴爾扎克的作品。1981年，結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譯作《家庭復仇》。

　　《蒂博一家》是193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杜·伽爾一生心血的結晶，這部一直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現實主義巨著作為左派“進步作品”，在法國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受到推崇，蘇聯當時也全文翻譯出版。故而“文革”結束后，國內學界也認為是最重要的外國文學作品之一。我於1981年前完成了《蒂博一家》第一冊的翻譯，五年內出齊了四卷。這部曾給杜·伽爾帶來殊榮的作品，也給我帶來了榮譽。譯作不僅得到了業界的肯定，而且，1987年法國文化部向我頒發了文化教育一級勛章。

　　作者：在我國譯界，好的譯家非常多，不過像你這樣翻譯、研究、教學，三位一體的，還是很少。你編著的《法國文學史》、《外國文學史》，廣有影響，特別是《法國詩歌史》更是獨此一家。

　　鄭克魯：我在法國學習期間，不像有些同行那樣熱衷去拜訪國外作家名流，出席各種文化招待會，而是傾心於收集寶貴的資料。回國時，我帶回的眾多書籍中包含了一大批詩歌作品，譯詩成了我的新愛好。因為，我始終認為法國詩歌是最優秀的，自從波德萊爾、蘭波之后，法國詩歌長期執世界詩歌之牛耳。而且，法國詩歌對中國現代詩人的影響最大，比如阿波利奈爾、瓦雷裡、魏爾倫的作品，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詩人特別喜歡。1987年我回到故土上海，進入上海師范大學任教，從此開始了有計劃的法語詩歌翻譯，后來結集為三卷本《法國詩選》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在學校裡講授並發表了一批詩歌鑒賞文章和詩論，后申請了一個科研基金項目，開始撰寫《法國詩歌史》。這本書出版后不僅受到同行的注意，也得到外國詩歌研究者的好評。

　　我寫的《現代法國小說史》較全面和詳盡地論述了20世紀的法國小說，而且分門別類，彌補了國內空白。正是在這兩部著作以及其他作家研究基礎上，我著手撰寫了《法國文學史》(137萬字)。至於《外國文學史》，則是我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匯集了全國高校和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一批專家學者，在以往有關的文學史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而編寫成的。這部文學史深得老師和同學的喜愛，多年來獲得廣泛使用，每年的發行量達到六至八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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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譯，要比前人譯得好

　　作者：多年來，你還翻譯了《基度山恩仇記》、《茶花女》、《悲慘世界》等名著，但我注意到，這些作品都是“重譯”，能否談談，你是出於何種考慮？

　　鄭克魯：上世紀90年代初，我曾建議譯林出版社的領導李景端重譯《基度山恩仇記》，因為我發現此書被刪節了五六萬字之多。后來他找到我翻譯此書。《茶花女》則是他主動讓我翻譯的。本世紀初，譯文社約我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我沒同意。因為我覺得傅雷先生的譯本不錯，另外這部小說在法國被看成二流作品。而當編輯又約我翻譯《悲慘世界》時，我覺得這部小說較之《約翰·克利斯朵夫》更為重要，已有的譯本文字太老，錯譯之處也不少。我接受了。又后來，譯文社請我翻譯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說，我又拒絕了。因為杜拉斯隻有《情人》是好作品，其它小說就差了，我不願意工夫花在二流作品上。

　　我的翻譯觀念從一開始想挑選還未曾譯過的好作品，逐漸發展到翻譯有廣泛讀者的作品，然后又發展到主要翻譯第一流作品。因為隨著年事漸高，覺得時間緊迫，不能隨便翻譯。我覺得，重譯是有必要的，一是以前的譯本未必做到盡善盡美，有的甚至譯文質量有問題，錯譯不少，二是隨著時間的發展，以往的譯文會顯得老化，應該重新來過。

　　作者：那麼你是如何把握“重譯”的？

　　鄭克魯：如果是重譯，總要比前人譯得好些吧，否則干嗎要你做重復勞動？其實重譯並不輕鬆，因為有老譯本，讀者自會比較，有比較就有鑒別。因此，每個句子我都要斟酌再三，既要准確，又要通暢，並力求文字優美，即所謂“雅”。我的重譯，一是力求做到准確，將前人的錯譯糾正過來﹔二是在文字上要翻譯得流暢，盡量給人美的享受，讓人覺得確是一個新譯本。

　　比如，《茶花女》開卷的兩段話我是這樣譯的：我的見解是，唯有悉心研究過人才能塑造人物，正如隻有認真地學習過一種語言，才會講這種語言一樣。/由於我沒有達到筆下生花的年齡，我隻好滿足於平鋪直敘。

　　這兩段話原文很普通，且平直，如果用大白話翻譯過來，不是不可以，但文學作品是需要文採的。這裡，我用了幾個詞：悉心、筆下生花、平鋪直敘。讀起來就有點韻味。讀者覺得開頭不錯，便增加了閱讀的興趣。再一點，成語要用得貼切，不可否認，中國的成語與原文會有些出入，因而必須小心謹慎。另外，我認為理論著作的翻譯“信”最為重要，因為作者是在闡述他的觀念，譯者要將他的觀點確切而充分地表達出來，而意譯往往會改變原意，所以能不用意譯就盡量不去意譯。誠然，也要避免佶屈聱牙的翻譯。

　　鄭克魯 簡介

　　鄭克魯，1939年生。196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法語專業，同年成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生。1965年至1984年，供職於中國社科院外文所。1984年至1987年，任武漢大學法語系主任兼法國問題研究所所長。1987年至今，歷任上海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中文系系主任、校圖書館館長﹔兼任全國法國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上海翻譯家協會副會長、上海比較文學協會副會長等。2008年被評為中國資深翻譯家。

　　其譯作達一千萬字。1987年因翻譯《蒂博一家》和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貢獻，榮膺法國文化部文化教育一級勛章。其編著的《法國文學史》、《外國文學史》、《外國文學作品選》、《論巴爾扎克》等榮獲上海市和教育部各類獎項。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