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自殺后骨灰一度不敢寫真名(圖)

傅雷夫婦。

新落成的傅雷夫婦墓碑

朱梅馥和傅聰、傅敏 （資料圖片）

傅聰傅敏兄弟為父母之墓撒下泥土。

　　47年后，一代翻譯巨匠傅雷先生與夫人朱梅馥終於魂歸故裡。近日，伴隨著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的樂聲，在傅雷的兩個兒子傅聰、傅敏以及眾家屬的護送下，傅雷及夫人朱梅馥的骨灰落葬上海浦東福壽園海港陵園，長眠於浦東故裡，實現了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葉落歸根。

　　“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是鐫刻在傅雷、朱梅馥夫婦墓碑上的一句名言，由傅雷之子傅敏從《傅雷家書》中選定，作為傅雷夫婦的墓志銘。回溯這位翻譯巨匠的一生，他驚才絕艷卻不能彪炳文章，隻能為他人作嫁衣﹔他學貫中西卻不能為人師表，隻能把拳拳心思用來灌溉兒女。他風流慧眼，從不作畫而對國畫油畫點評無礙，從不作曲卻對戲曲音樂如數家珍，因為早已對藝術的創作規律了然於心，文化、社會、潮流、傳統和變革的衍生脈絡條理分明。而他的譯文神採飛揚，汪洋恣肆，家書行文跳脫飛揚，用典渾然天成，終能流傳后世，留有余香。

　　兼通文史哲音樂

　　一生譯作逾500萬字

　　1908年4月7日，傅雷生於上海南匯縣傅家宅。1912年時其父傅鵬飛因冤獄病故，由母親撫養成人。1920年（12歲）考入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今南洋模范中學），次年考入上海徐匯公學，1924年因批評宗教而被開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1928年，傅雷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藝術理論。開始受羅曼·羅蘭影響，熱愛音樂。

　　1931年，傅雷回國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校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及法文。次年與龐薰?和倪貽德結成“決瀾社”。傅雷的譯作多為法國文豪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的名著。

　　15卷《傅雷譯文集》，共500多萬字。24歲的他就譯出了《羅丹藝術論》。26歲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講課時，寫出了《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文章不僅分析了一些繪畫、雕塑名作，更觸及了哲學、文學、音樂、社會經濟和歷史背景等等，足見其知識之淵博，多藝兼通。在《貝多芬傳》裡，傅雷以一位音樂鑒賞家的角度用“自己的筆與貝多芬心靈相通，在與命運的搏斗中彼此呼應”。其翻譯的作品強調“神似”，即“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認為“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並要求文字“譯文必須為純粹的中文，無生硬拗口的毛病”。他幾乎譯遍法國重要作家如伏爾泰、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的重要作品。數百萬言的譯作成了中國譯界備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體華文語言”。

　　《傅雷家書》成為

　　家庭教育溝通典范

　　傅雷待子極嚴厲，至家書時期傅聰已經學游海外，意氣風發，傅雷仍然殷切為文，從思想、生活、修養、學習各個領域加以指引，更為難得的是雖面面俱到卻無半點學究迂腐，可謂字字珠璣，用典精當，妙語如珠。

　　因此，就像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作品《約翰·克裡斯托夫》成為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的必讀之書一樣，《傅雷家書》感動了無數讀者，成就了人間愛的華章。《傅雷家書》也成為半個世紀以來家庭教育溝通的一種典范。這不是普通的家書。

　　傅雷在給傅聰的信裡這樣說：“長篇累牘地給你寫信，不是空嘮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幾種作用。第一，我的確把你當做一個討論藝術、討論音樂的對手，第二，極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讓我做父親的得些新鮮養料，同時也可以間接傳布給別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訓練你的———不但是文筆，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時時刻刻，隨處給你做個警鐘，做面‘忠實的鏡子’，不論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細節方面，在藝術修養方面，在演奏姿態方面。”貫穿全部家書的情意，是要兒子知道國家的榮辱、藝術的尊嚴，能夠用嚴肅的態度對待一切，做一個“德藝俱備、人格卓越的藝術家”。

　　論學習，他引用白居易的琵琶行來解說莫扎特樂曲的節奏緩急，音樂和詩歌，中西文化的互為表裡，深入淺出。論修養，他對藝術中關於平衡的闡述尤為有意義，對於希臘的古典人文主義精神的引用和發揮和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有機結合對照說明了性靈和理性、欲望和精神之間的關系。論生活，他說，“我以前在信中和你提過感情的ruin[創傷,覆滅],就是要你把這些事當做心靈的灰燼看,看的時候當然不免感觸萬端,但不要刻骨銘心的傷害自己,而要像對著古戰場一般的存著憑吊的心懷。”他又說，“赤子之心這句話,我也一直記住的。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獨的。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創造許多心靈的朋友!永遠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會落伍,永遠能夠與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你那位朋友說得不錯,藝術表現的動人,一定是從心靈的純潔來的!不是純潔到像明鏡一般,怎能體會到前人的心靈?怎能打動聽眾的心靈?”他對藝術的認識和深沉的愛，總在字裡行間。

　　弱女子挺身而出

　　走了近半世紀才“回家”

　　1958年傅雷被劃為“右派”，同年12月，留學波蘭的長子傅聰搭機出逃英國。此后，傅雷閉門不出。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紅衛兵抄家，受到連續四天三夜批斗，罰跪、戴高帽等各種形式的凌辱。1966年9月3日上午，保姆周菊娣發現傅雷夫婦已在江蘇路284弄5號住所“疾風迅雨樓”雙雙自殺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藥，在躺椅上自殺，終年58歲。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縊而亡。

　　傅雷與朱梅馥自1932年1月結為夫婦，伉儷之情整整34年，一個剛烈桀驁，一個錦心繡口，兩人情深似海竟至共赴危難。遺書、遺物都被搜走，遺書上是委托傅敏的舅舅朱人秀處理一切后事，甚至交代“十一，現鈔53.30元，作為我們火葬費”。事發之時，舅舅電話通知了受困北京的傅敏，傅敏當時也在批斗之中曾兩度自殺，就隻能委托舅舅全權處理。可傅雷是非正常死亡，待遺體解剖后火化時，舅舅朱人秀自身難保也被隔離審查了，一段時間傅雷夫婦的骨灰竟無人敢認領。

　　這時熱愛傅雷譯文的文學女青年江小燕，在鋼琴老師的家裡偶然獲悉了傅雷夫婦憤然棄世的消息，又從傅家保姆周菊娣那裡得知，凡自殺身亡的“黑五類”一律不准留尸骨。然而一種正義之感、一種對傅家厄運的不平之情，驅使她勇敢地挺身而出，毅然開始了自己的營救行動。她以干女兒的身份，冒險來到了寄存骨灰的萬國殯儀館，將骨灰認領。為免意外，在寄存骨灰盒時寫著傅雷的字———傅怒安。

　　就這樣，這位中國著名的翻譯家雖然含冤而死，卻被一位忠誠的讀者，冒著生命危險，把骨灰保存下來。

　　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辦傅雷朱梅馥追悼會，柯靈致悼詞，宣布1958年劃為“右派分子”是錯誤的，應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誣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徹底恢復政治名譽。

　　時光流轉了40年，一樁心事也在傅敏心頭縈繞了40年。2006年初，傅敏終於打電話給上海的親友，告知了他的心願———希望另建新墓將父母合葬，並委托辦理相關手續。

　　在浦東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傅雷研究專家王樹華的奔走促成下，2013年10月27日，傅雷、朱梅馥的骨灰終於落葬到南匯故裡，於逝世47年后終於“回家”。

　　現在，《傅雷家書》及其日、韓譯本，以及那些浩浩蕩蕩的遺著，讓人們認識了500萬言譯著“翻譯家”之外的傅雷———父親、文學評論家、音樂鑒賞家、美術策展人、出版家。而今之文化傳承與弘揚之盛況，傅雷在天之靈應有感知。（文\見習記者 蔡佳倩）

(來源:海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