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2014: “魯獎”、長篇小說與《1966年》【3】

　　長篇小說 歷史透視與形式探索

　　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長篇小說的時代。2014年，長篇小說依然出現了一批擁有相當思想藝術質量的優秀作品。細察這一自然年度的長篇小說寫作，以下兩種特點不容忽視：

　　其一，是對於復雜歷史景觀的藝術透視與呈現。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作品主要有賈平凹的《老生》、葉兆言的《很久以來》、張翎的《陣痛》、雪漠的《野狐嶺》、葉彌的《風流圖卷》、范穩的《吾血吾土》、笛安的《南方有令秧》、李駿虎的《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常芳的《第五戰區》等。賈平凹的《老生》，從革命起源的1930年代寫起，中經土地改革的1940年代后期與公社化的1950年代后期這兩個革命的開展過程，一直到“后革命”的市場經濟時代，一部風雲流宕、雲譎波詭的中國現代歷史，就此立體地呈現在廣大讀者的面前，其間隱現著幽深暗黑的反人性本質。歷史的這種本質，在作家所精心選擇的四個歷史關節點上都得到了透辟犀利的藝術表現，由此可以見出作家面對歷史時堅定而深刻的反思立場。

　　雖然說在《很久以來》中，葉兆言把自己的敘事時間拉長到了遙遠的1941年，但對於“文革”的批判性反思，卻是作家真正的藝術用心之所在。作家“文革”反思的深度，集中體現在“欣慰”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作為一位追求生活幸福的普通女性，欣慰以其悲劇性的生命遭際，對“文革”的極權暴力性質提出了強有力的抗議。

　　同樣是對於歷史的思考與表現，張翎的《陣痛》，卻把自己的關注點落到了三代女性的命運透視上。從上官吟春的“逃產篇”，到孫小桃的“危產篇”，再到宋武生的“路產篇”，張翎緊緊抓住一個家族三代女性的“非正常艱難生產”這一題材，把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堪稱曲折苦難的中國歷史圖景藝術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我們在其間真切感受到的，正是歷史與人性之間尖銳激烈的碰撞與沖突。一方面，是歷史因素對於人性世界的強制壓抑，另一方面，則是人性世界對於不合理歷史因素的強勁對抗。

　　其二，是一批作家在藝術形式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者，分別是《蟠虺》、《耶路撒冷》與《三個三重奏》。劉醒龍的《蟠虺》藝術上最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對於懸疑手段的有效征用。作家所採用的懸疑手段，一是關於那兩封神異的甲骨文來信，二是郝嘉與郝文章父子二人不無離奇色彩的人生遭際，三是關於青銅大盜老三口與其妻華姐傳奇故事的講述。非常明顯，劉醒龍所具體書寫表現的考古發掘研究工作，其實枯燥乏味得很。這樣，對於意欲書寫表現這一領域生活的劉醒龍來說，如何才能夠把枯燥乏味的學術研究生活寫得盎然有趣活色生香，能夠充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自然就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重要問題，就構成了對於作家的一種巨大挑戰。毫無疑問，劉醒龍之所以煞費苦心地運用以上帶有突出“通俗”意味的懸疑藝術手段，究其根本，正是為了有效地增加作品的情節緊張度，進而使得《蟠虺》這部學術小說具備更多的可讀性，成為一部好看的小說。

　　徐則臣《耶路撒冷》的形式特質，主要表現為一種具有格式塔意味的藝術結構的營造。其具體表現有三。首先，是由兩種不同的字體明確標示而出的兩條小說結構線索：一條是以初平陽、舒袖、楊杰、易長安、秦福小、景天賜這幾位主要人物的名字標出的主體故事部分，另一條則是初平陽應邀在《京華晚報》開設的“我們這一代”專欄部分文章的選輯。其次，在第一條結構線索之中，細致地做更深一個層次的剖析，又明顯地存在著四條次一級的結構線索。第三，則是徐則臣對於小說故事時空以及一種章節對稱性的特別處置。惟其依憑著如此一種堪稱復雜的格式塔結構的精心建構，徐則臣方才最終實現了對於“70后”一代人進行深度精神分析的藝術可能。

　　寧肯《三個三重奏》是一部具有鮮明的藝術先鋒氣質的長篇小說。其藝術先鋒性，同樣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表現為對於一種“元小說”形式的熟練運用﹔其二表現在藝術結構的特別設定上，正如同小說的標題已經強烈暗示出的，“三個三重奏”之所以能夠成為“三個”“三重奏”，是因為其中存在著三條相互交叉纏繞的結構線索﹔其三則更突出地體現為寧肯從根本上顛覆了時下頗為流行的所謂“反腐敗官場小說”模式。從根本上說，能夠把一部反腐敗官場小說置換為一部對於權力心理結構進行深度剖析的、具有鮮明先鋒氣質的純文學作品，其中所體現出的，正是作家寧肯的一種難能可貴的思想藝術原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