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者的人格之美

人們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陽樓記》裡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卻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講政治，怎樣為政、為官，后者是講人格，怎樣做人。前者是講政治觀，后者是講人生觀。正因為講出了這兩個社會、人生的最基本道理，這篇文章才達到了不朽。其實，一個政治家政治行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撐，而且其人格的力量會更長久地作用於后人，存在於歷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為利動﹔己，指內心世界，不為私惑。就是說：有信仰，有目標，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結合范仲淹的人生實踐，可從三個方面來解讀。

一是獨立精神。

范仲淹於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生於徐州，出生第二年父親去世，29 歲的母親貧無所依，抱著襁褓中的他改嫁朱家，來到山東淄州（今山東鄒平縣附近）。他也改姓朱，名朱說（通“悅”）。他少年時在附近的廟裡借宿讀書，每晚煮粥一小鍋，次日用刀劃為四塊，早晚各取兩塊，拌一點咸菜為食。這就是成語“斷齏劃粥”的來歷。這樣苦讀三年，直到附近的書已都被他搜讀得再無可讀。但他的兩個異父兄長卻不好好讀書，花錢如流水。一次他稍勸幾句，對方反唇相譏：“連你花的錢都是我們朱家的，有什麼資格說話？”這時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心靈大受刺激。真是未出家門便感知世態之炎涼。他發誓期以十年，恢復范姓，自立門戶。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 歲的范仲淹開始外出游學，來到當時一所大書院應天書院（位於今河南商丘），晝夜苦讀。一次真宗皇帝巡幸這裡，同學們都爭著出去觀瞻聖容，他卻仍閉門讀書，別人怪之，他說“日后再見，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靜。有富家子弟送他美食，他竟一口不吃，任其發霉。人家怪罪，他謝曰：“我已安於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后再吃不得苦。”真是天降大任於斯人，自覺自願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進士，在殿試時終於見到了真宗皇帝，並赴御宴。不久他被調去安徽廣德亳縣做官，立即把母親接來贍養，並正式恢復范姓。這時離他發憤復姓隻有五年。

在人性中，獨立和奴氣，是基本的兩大分野。從上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卓然獨立的精神。家雖不幸，決不會因寄人籬下而自矮三分，就是對皇帝也不搞盲目的個人崇拜，你過你的路，我讀我的書，何必觍著臉去自我表現，這在封建社會是很難做到的。我們不要小看人格的獨立，就整個社會來講，這種道德的進步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奴隸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雖有“士可殺不可辱”的說法，但還是強調等級、服從。進入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才響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獨立才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標准和道德意識。中國封建社會時間長，又沒有經過徹底的資本主義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殘留就多，直到現在許多人也在變著法媚上。對照現實，我們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堅持的獨立精神的可貴。正是這一點，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經得起風浪。做人就應該“寵而不驚，棄而不傷，丈夫立世，獨對八荒”。魯迅就曾痛斥中國人的奴性，一個人先得骨頭硬，才能成事，如果他總是看別人的臉色，他除了當奴才還能干什麼！

范仲淹自己有獨立精神，他對歷史上這一類的人也就格外敬仰。1034 年，當范仲淹第二次被貶到桐廬任上時，他知道這裡就是漢代高士嚴子陵隱居之地。嚴是漢帝劉秀未發跡時的好友，劉稱帝，嚴堅決隱而不出。這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獨立精神正是范仲淹所追求的。他便為嚴子陵修了一座祠堂，並親寫了一篇《記》文，文末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這四句話流傳甚廣，也成了他人格精神的寫照。

1038 年，范第三次被貶赴潤州（今江蘇鎮江）任上時，途中經彭澤拜謁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剛正不阿，不畏武則天的權勢被陷入獄，又貶為縣令。范當即為其寫一碑文，歌頌他：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sù，向）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

文字擲地有聲。而此時作者也正冒著朝中的“暴火寒灰”獨行在被貶的路上，他以詩言志：“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奪。”而他所描寫的狄仁杰剛不可摧、方不可變也正是其自己的形象。

二是犧牲精神。

怎樣處理公與私的關系，是判斷一個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標准。我們熟悉的林則徐的兩句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有的人，苟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寧可我負人，決不人負我。有的人處處為國著想，為別人著想，關鍵時刻可以犧牲自己。如果社會上都是第一種人，那麼，這個世界成天爾虞我詐，偷磚拆瓦，早就毀滅了。幸好還有這第二種人，社會才能和諧，才能進步。范仲淹一生為官不懶，為人不奸。他的道德標准是隻要為國家、為百姓、為正義，都可犧牲自己。茲舉兩例。

1038 年，位於宋西北的夏建國，趙元昊稱帝。宋夏戰事不斷，邊防主帥范雍無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組一線指揮機構，任命范仲淹為陝西經略招討副使（副總指揮）趕赴前線，這年他已52 歲，這之前他從未帶過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趕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經兵火，前面36 寨都被蕩平，孤懸於敵陣前。曾先后任命數人都畏敵而找借口不去就任。范說，形勢危急，延州不能無守，就挺身而出，自請兼知延州。

范仲淹雖是一介書生，但文韜武略，膽識過人。他見敵勢坐大，又以騎兵見長，便取守勢，並加緊部隊的整肅改編，提拔了一批戰將，在當地邊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慶歷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 歲的長子純佑偷襲西夏，奪回戰略要地馬鋪寨，他引大軍帶筑城工具隨后跟進。部隊一接近對方營地，他下令就地筑城，十天后，一座新城平地而起。這就是后來發揮了重要戰略作用的，像一個楔子一樣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順城。此城與附近的寨堡相呼應，西夏再也撼不動宋界。夏軍中傳說著，現在帶兵的這個范小老子（西夏人稱官為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像原先那個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對付。西夏見無機可乘，隨即開始議和。范以一書生領兵獲勝，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有這種為國犧牲的精神。

范與滕宗諒（字子京）的關系，是他為國惜才、為朋友犧牲的例証。滕與范仲淹是同年的進士，也是一個熱血報國的忠臣。西北戰事吃緊時滕也在邊防效力，知涇州。當時正定川一役大敗之后，形勢危急。滕招兵買馬，犒賞將士，重振旗鼓。范又讓他兼知慶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正因為他干事太多，就總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萬貫。仁宗大怒，要查辦。但很快查明，這15 萬貫錢，犒賞用了三千貫，其他皆是用於軍餉。而這三千貫的使用也沒有超出地方官的權力規定范圍，但是朝中的守舊派，咬住不放，乘機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聲。范這時已回京，他激憤地說，朝廷看不到邊防將士的辛苦和功勞，一任有人在這些小問題上捕風捉影，加以陷害，這必讓將士寒心，邊防不穩。他力保滕宗諒無大過，如有事甘願同受處分。這樣滕才沒有被撤職，而貶到了岳陽。由此可知，范后來為他寫《岳陽樓記》，本身就是一種對朋友、對正義事業的支持，而這是要冒風險、付代價的。他在文章中嘆道：“微斯人，吾誰與歸”。他願意和志同道合的戰友一起去為事業犧牲。

三是理性精神。

范仲淹的獨立和犧牲絕不是桀驁不馴的自我標榜和逞一時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辦事，是知識分子的那種理性的勇敢。在我寫瞿秋白的《覓渡》一文中曾談到這是一種像鐵軌延伸一樣的堅定。范仲淹是晏殊推薦入朝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給朝廷提意見。這嚇壞了推薦人晏殊，說：“你剛入朝就這樣輕狂，就不怕連累到我這個舉薦人嗎？”范聽后半晌沒有反應過來，一會兒，難受地說：“我一入朝就總想著奉公直言，千萬不敢辜負您的舉薦，沒想到盡忠盡職反而會得罪於您。”回到家他又給晏寫了一封三千字的長信說：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為憂，能不自疑而驚呼！為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搢紳

先生誚公之失舉也。

晏殊是他的恩師、入朝的引路人。這件事充分體現了范“愛吾師更愛真理”。

他剛到西北前線時，朝野上下出於報仇心理和抗戰激情，都高喊出兵。主帥命令出兵，皇上不斷催問，左右不停地勸說。但他認為備戰還不成熟，堅持不出兵。主帥說：“大凡用兵，先得置勝負於度外。”他說：“大軍一動就是千萬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結果，上面不聽他的意見，1041年好水川一戰，宋軍損失6 000 人。此后宋軍再不敢盲動，最終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勝利。這種獨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900多年后有類似一例，就是共產黨的粟裕將軍。在淮海戰役前，中央三下其令要他率師渡江，他三次斗膽向中央和毛主席上書，建議戰場擺在江北，終於為毛澤東所接受，這一決策使得解放戰爭提前三年勝利。

縱觀范仲淹一生為官，無論在朝、在野、打仗、理政，從不人雲亦雲，就是對上級、對皇帝，他也實事求是，敢於堅持。這裡固然有負責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規律辦事，卻是他的為人標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個大寫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可惜，千年來人性雖已大有進步，社會仍然沒有能擺脫這種公與私的羈絆。這個問題恐怕要到共產主義社會才能解決。你看我們的周圍，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虛偽齷齪。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獨立思考，理性處事，敢於犧牲。而那些人格上不獨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軟骨病，一入官場，就阿諛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陽奉陰違，貪贓枉法，賣身投靠，緊要關頭投敵叛變。我在官場幾十年，目之所及，已數不清有多少的事例讓你落淚，又讓你失望。有的官員，專研究上司所好，媚態獻盡，唯命是從。上發一言，必彎腰盡十倍之誠，而不惜耗部下百倍之力，費公家千倍之財，以博領導一喜。某次我親歷一官員手捧筆記傳達上司講話，為核一字，揣其口吻，汗涔涔然，十多分鐘。某次，上司看一展覽，說好，可再辦一個。他立即說，照辦。下面反映說，這種事要提前申請場館，下通知，各地要做預算，時間緊，耗資大，有難度。他說，不管，你就給我辦。這種對上為奴、對下為虎的劣根人格實在可悲。而我的一位領導，戰爭時期就當記者。一次我陪他到農村採訪，他一進門就坐在老鄉炕上問收入，掀開缸蓋看米面，平時在北京，有人從外地來，他第一句話就問：“今年的收成怎麼樣。”工作中他常說，對上負責，先要對實際負責。這種實事求是，又甘為孺子牛的精神深深感染著我們這些后進。我每次讀《岳陽樓記》就會立即聯想到周圍的現實。“不為物喜，不為己悲”，這種對獨立、犧牲、理性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岳陽樓記》是一面鏡子，能一照千年。這就是好文章的作用，經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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