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者留給我們的政治財富

孫中山說，政治是治理眾人之事。再說白點，就是治理國家，為百姓辦事。這是一個不分時代、不分地域、所有的政治家都要面對的問題，是一個需要不斷繼承和創新的課題。

范仲淹對政治文明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一個“憂”字上。《岳陽樓記》產生於我國封建社會成熟期之宋代，作者生於憂患，成於憂患，傾其一生和一個時代來解讀這個“憂”字，好像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轉折時期，專門要找一個這樣的解讀人。

范仲淹的憂國思想，最憂之處有三，即憂民、憂君、憂政。也可以說是留給我們的三筆政治財富。一是憂民。他在文章中寫道“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就是說當官千萬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這一點。

既然政治就是管理，官和民的關系就是政治運作中最基本的內容。憂民生的本質是官員的公心、服務心，是怎樣處理個人與群眾的關系。有的人為官，做民眾的牛，在服務和奉獻中享受快樂﹔有的人做官，騎在民眾的頭上作威作福，在攫取和佔有中滿足私欲。但人民永遠是第一性的，任何政權都是靠人民來支撐。一些進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這一點，強調“民惟邦本”，唐太宗甚至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范仲淹繼承了這一思想並努力在實踐中貫徹。他認為君要“愛民”、“養民”， 就像調養自己的身體，要十分小心，要輕徭役、重農耕。特別是地方官，如果壓榨百姓，就是自毀邦本。

范仲淹從1015 年27 歲中進士到1028 年40 歲進京任職前，已在基層為官13 年。如果說27 歲以前的“斷齏劃粥”，書院苦讀，使他熟悉了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論，堅定了他的憂國信念，這13 年深入民間，調查研究，則練就了他的憂民之心。這期間，他先后轉任廣德（今安徽廣德）、亳州（今安徽亳縣）、泰州（今江蘇泰州）、興化（今江蘇南通一帶）、楚州（今江蘇淮安）五地，任過一些掌管刑獄的幕僚小職，最后一任是管鹽倉的小吏。他表現出一個典型的有知識、有理想，又時時想著報國安民的青年官吏的形象。他按儒家經典的要求“達則兼濟天下”，但是卻揚棄了“窮則獨善其身”，隻要有一點機會，就去用手中的

權力為老百姓辦事，並時刻思考著隻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穩定。

這期間他較突出的一件政績是修海堤。1021年，范仲淹調泰州，任一個管理鹽倉的小官。當時泰州、楚州、通州（今江蘇南通）位於淮水之南，東臨黃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灌，沖毀鹽場，淹沒良田，不但政府鹽利受損，百姓亦流離失所，逃荒他鄉。范仲淹只是一個看鹽場的小吏，這些地方上的政務經濟本不歸他管，但他見民受其苦，國損其利，便一再建議復修海堤，政府就干脆任他為災區中心興化縣的縣令。他制定規劃，親率幾萬民工日夜勞作在筑堤工地。一次大浪淹來，百多人頓時被卷入海底。一時各種非議四起，要求停工罷修，范力排眾議，身先士卒，親自督戰，歷時三年，終使大堤告成。地方經濟恢復，國家增收鹽利，流離的百姓又回到故鄉。人們感謝范仲淹，將此堤稱為“范堤”，甚至有不少人改姓范，以之為榮。直到今天，能為范仲淹之后仍是一種光榮。全國為紀念他而建造的希望小學就有39 所。

出身貧寒、起於基層的范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麼變，憂民之心始終不變。1033年，全國蝗旱災害流行，山東、江淮地區尤甚。時范已調回朝中，他上書希望朝廷派員視察，卻遲遲得不到答復，他又忍不住了，冒殺頭之禍，去當面質問仁宗：“我們在上面要時刻想著下面的百姓。要是您這宮裡的人半天沒有飯吃會是什麼樣子？今餓殍遍野，為君的怎能熟視無睹？”皇帝被他問得無言以對，就順水推舟說：“那就派你去賑災吧。”當年他一個鹽吏因上書自討了一個修堤的苦差事，這次他這個諫官，又因言得差，自討了一份棘手難辦的賑災之事。但從這件事情上倒讓我們看到了他的辦事才干。他一到災區就開倉濟民，組織生產自救。災后必有大疫，他遍設診所，甚至還親自研制出一種防疫的白藥丸。賑災結束回京后他還特意帶回災民吃的一種“鳥味草”，送給仁宗，並請傳示后宮，以戒宮中的奢侈浪費。我想，他的這個舉動肯定又引起了宮中人的反感。你去賑災，完成任務回來交差就是，何苦又要借機為宮裡人上一堂課呢？就你最愛表現！這怎能不招惹人嫉妒？正如他自己后來總結“一日登朝，則不知忌諱”。

范仲淹是一位行政能力極強的政治家。他的憂民，絕不像其他官僚那樣空發議論，裝裝樣子。他每治一地，必有創造性的惠民政策。他在西北前線積極改革用兵制度。當時因戰事緊張，政府在陝西征農民當兵，士兵不願背井離鄉，便有逃兵。政府就規定在兵的臉上刺字，謂之“黥面”。一旦黥面，他永世，甚至子孫后代都不得脫離軍籍。范經調查后體恤民情，認為這“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就進行改革，邊寨大辦營田，將士可以帶家屬，又改刺面為刺手，罷兵后還可為民。此舉深得百姓擁護。

宋代稅收常以實物繳納，以余補缺，移此輸彼，謂之支移，但運輸費要納稅人出。范晚年知青州，百姓往200 裡外的博州納稅，往返經月，路途勞苦，還誤農時，運費又使稅額多出二到三成。農民之苦，上面長期視若無睹。范心裡十分不安，他改革征稅方法，命將糧賦折成現金，派人到博州高於市價購糧，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務，免了百姓運輸之苦，還有余錢。一般地方官都是盡量超征，討好朝廷。他卻多一斤都不要，將余錢退給青州百姓。

誠如他言，“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裡”。可以看出他的憂民是真憂，決不沽名，不作秀，甚至還要頂著上面的壓力，冒被處分的危險。像上面所舉之例，都是問題早就在那裡明擺著，為什麼前任那麼多官都不去解決呢？為什麼朝廷不管呢？關鍵是心中沒有裝著老百姓。所以“憂民”與否實際上是檢驗一個官好壞的試金石，也成了千百年來永遠的政治話題。這種以民為上的思想延續到共產黨就是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毛澤東專門寫過一篇《為人民服務》。2004年是鄧小平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我受命寫一篇紀念文章，在收集資料時，我問研究鄧的專家：“有哪一句話最能體現鄧的思想？”對方思考片刻，答曰，鄧對家人說過一句話可作代表，他說：“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大志，就是希望中國的老百姓都富起來，我做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我聽后肅然起敬，細想從他1962 年提出“白貓、黑貓”受批評，到“文化大革命”后復出支持農村土地承包，其一生所憂全在百姓，可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從范仲淹到鄧小平，凡真心把當官看做為民辦事的人，無不都時刻憂民。

范仲淹的第二憂是憂君。他說“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也就是說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想著“君”。而他所說的“君”則代表國家。

無論過去的皇帝還是現在的總統、主席，雖權在一人，但卻身系一國之安危。憂君便是憂國。於是，以“君”為核心的君民關系、君政關系、君臣關系便構成了一國政治的核心部分。明君賢臣、昏君奸臣，抑或懦君庸官就決定了一朝政府的工作質量。憂君不是阿諛奉承，而是從國家利益出發說真話，提意見，犯顏直諫，“直辭正色，面爭庭對”， “敢與天子爭是非”。封建社會伴君如伴虎，真正的憂君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范仲淹因為對君提意見，說真話，前后三次被貶出京城。

范仲淹1028 年經晏殊推薦，到京任秘閣校理——皇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這是一個可以時常見到皇帝的工作，可謂近水樓台。如果他會鑽營奉承，很快就可以飛黃騰達。中國歷史上有多少宦官、近臣如高逑、魏忠賢等都是這樣爬上高位的。但是范仲淹的“憂君”，卻招來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謫貶。

原來，這時仁宗皇帝雖已經20 歲，但劉太后還在垂帘聽政。朝中實際上是兩個“君”，一個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個實權之君劉太后。這個劉太后可不是一般人等，她本是仁宗的父親真宗的一位普通后宮，隻有“修儀”名分，但她很會討真宗歡心。皇后去世，真宗無子，嬪妃們都爭著為真宗生一個孩子，好榮登后位。劉修儀自己無能，便想出一計，將身邊的一位李姓侍女送給皇帝“伺寢”，果然生下一子。但她立即抱入宮中，作為己子，就是后來的宋仁宗，劉隨即因此封后。真宗死后她又當上太后，長期干預朝政，滿朝沒有一人敢有異議。范新入朝就趕上太后過生日，要皇帝率百官為之跪拜祝壽。范仲淹認為這有損君的尊嚴，君代表國家，朝廷是治理國家大事的地方，怎麼能在這裡玩起家庭游戲。皇家雖然也有家庭私事，但家禮國禮不能混淆，便上書勸阻：“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干脆再上一奏章，請太后還政於帝。這一舉動震動了朝廷，那太后在當“修儀”時先奪人子，后挾子封后，又扶帝登位，從皇帝在襁褓之中到現在已20年，滿朝有誰敢置一喙？今天突然殺出了個程咬金，一個剛來的圖書校勘管理員就敢問帝后之間的事。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私天下，大臣就是家奴，哪能容得下這種不懂家規的臣子？他即刻被貶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任副長官——通判。他第一次進京，在最方便接近皇帝的秘閣隻待了一年，就砸了自己的飯碗。

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13年身處江湖之遠，時時想著能伴君左右，為國分憂，現在終於進京，卻一張嘴就獲罪被趕出京城，這朝中到底是行的什麼規則？（他不知道一千年后，人們發明了一個詞，叫“潛規則”。）一塊石頭沉沉地壓在他的心頭。

范仲淹第二次進京為官是三年之后，皇太后去世，也許是皇帝看中他敢說真話的長處，就召他回朝做評議朝事的言官——右司諫。我國封建社會的政府監察體制分兩部分。一是諫官，專門給皇帝提意見﹔二是台官，專門彈劾百官，合稱台諫。到宋真宗時，諫官權已擴大到可議論朝政，彈劾百官。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穩定，台諫制度有其一功，它強調權力制約，是中國封建制度中的積極部分，便是皇帝也要有人來監督，勿使放任而誤國事。中國歷史上從秦始皇到溥儀共334 位皇帝，就曾有79 位皇帝下罪己詔260 次，作自我批評。這種對最高權力的監督和皇帝的自我批評是中國封建政治中積極的一面。范二次進京所授右司諫官的級別並不高，七品，但權大、責大、影響大。范仲淹的正直當時已很有名，他一上任立即受到朝野的歡迎。這時的當朝宰相是呂夷簡。呂靠太后起家，太后一死他就說太后壞話。郭皇后正直，揭穿其伎，相位被罷。呂也不是一般人等，他一面收買內侍，一面默而不言等待時機。時皇帝與楊、尚兩位美人熱戀。一日，楊自恃得寵，對郭皇后出言不遜，郭揮手一掌向她打去，仁宗一旁急忙拉架，這一掌正打在皇帝脖頸上，呂和內侍便乘機鼓動皇帝廢后。

后與帝都是穩定封建政權的重要因素，看似家事，常關國運。就是現代社會，第一夫人也會影響政治，影響國事。范仲淹知道這種家事糾紛的背后是正邪之爭，皇后易位的結果是奸相專權。他聯合負責糾察的御史台官數人上殿求見仁宗。半日無人答理。司門官又出來將大門砰的一聲閉上。他的犟勁又上來了，就手執銅門環，敲擊大門，並高呼“皇后被廢，何不聽聽諫官的意見”。這真是有點不知高低，要舍命與皇帝辯論了。看看沒有人理，他們議定明天上朝當面再奏。

第二天，天不亮范仲淹就穿好朝服准備出門。妻子牽著他的衣服哭著說：“你已經被貶過一次了，不為別的，就為孩子著想，你也再不敢多說了。”他就把九歲的長子叫到面前正色說道：“我今天上朝，如果回不來，你和弟弟好好讀書，一生不要做官。”說罷，頭也不回地向待漏院走去。“漏”是古代計時之器，待漏院是設在皇城門外，供百官暫歇，等候皇帝召見的地方。范仲淹這次上朝是在1033 年，比這早46 年，公元987 年，宋太宗朝的大臣王禹（chèng）曾寫過一篇很有名的《待漏院記》，分析忠臣、奸臣在見皇帝前的不同心理。他說，當大臣在這個地方靜等上朝時，心裡卻在各打各的算盤。賢相“憂心忡忡”。憂什麼，有八個方面：安民、扶夷、息兵、辟田、進賢、斥佞、禳災、措刑，等到宮門一開就向上直言，君王採納，“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富庶”。而奸相則“假寐而坐”存“私心”，想的是怎樣報私仇、搜錢財，提拔黨羽，媚惑君王，“政柄於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他說，既然為官就要擔起責任，那種“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的態度最不可取。他還要求把這篇文章刻在待漏院的牆上，以戒后人。

不知范仲淹上朝時壁上是否真的刻有這篇文章。但范仲淹此時的確是憂心忡忡。他憂皇上不明事理，以私害公，因小亂大。這種家務之事，你要是一般百姓，愛誰、娶誰，休妻、納妾也沒有人管。你是一國之君啊，君行無私，君行無小。枕邊人的好壞，常關政事國運。歷史上因后賢而國安、后劣而國亂的事太多太多。同是一個唐朝，長孫皇后幫李世民出了不少好主意，甚至糾正他欲殺魏徵這樣的壞念頭﹔楊貴妃卻引進家族勢力，招來安史之亂。

他正盤算著怎樣進一步勸諫皇上，忽然傳他接旨，隻聽宣旨官朗朗念道，貶他到睦州（今浙江桐廬附近），接著朝中就派人趕到他家，催他當天動身離京。果然不幸為其妻子所言中，頓時全家老小哭作一團。顯然這呂夷簡玩起權術來比他高明，事前已做過認真准備，三下五除二就干淨利落地將他趕出京城。他1033 年4 月回京，第二年5 月被貶出京，第二次進京做官隻有一年時間。

如果說范仲淹第一次遭貶，是性格使然，還有幾分書生氣，這二次遭貶，確是他更自覺地心憂君王，心憂國事。平心而論，仁宗不是昏君，更不是暴君，也曾想有所作為，君臣關系也曾出現過短時蜜月，但隨即就如肥皂泡一樣地破滅了。范仲淹不明白，幾乎所有的忠臣都如諸葛亮那樣希望君王“親賢臣遠小人”，但幾乎所有的君王都離不開小人，喜歡用小人。他離京后路途漸行漸遠，憂君之心卻越來越重，正如后來在《岳陽樓記》裡說的：“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在專制和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君既有代表國家的一面，又有權力私有的一面。這就帶來了“君”的兩重性和“臣”的兩重性。君有明、昏之分﹔臣有忠、奸之別。遇明君則宵衣旰食，如履薄冰，勤懇為國﹔遇昏君，則獨斷專行，為所欲為，玩忽國事。“憂君”的實質是憂君所代表的國事，而不是憂君個人的私事。一個領導集體，有君必有臣。忠臣憂君不媚君，總是想著怎麼勸君諫君，抑其私心而揚其公責，把國家治好。奸臣媚君不憂國，總在琢磨怎麼滿足君的私欲，把他拍得舒服一些。當然，奸臣這種行為總能得到個人的好處，而忠臣的行為則可能招來殺身之禍。范仲淹行的是忠臣之道，是通過憂君而憂國、憂民，所以，當這個“君”與國、與民矛盾時，他就左右為難。這是一種矛盾，一種悲劇，但正是這種矛盾和悲劇考驗出忠臣、賢臣的人格，而這種犯顏直諫的人格之美又超地域、超時代，成了一種可貴的政治品德、政治文明。時間過了近千年，到了1959 年廬山發生了一場中共高層領導的爭論，當然有對形勢和方針方面的認識問題，但也有傳統的君臣政治理念和道德、人格上的問題。彭德懷當然是那個事件的一個主角，但在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身上卻更集中地體現出這種矛盾沖突，而別有一種悲劇色彩。田的身份有點類似范仲淹初入朝在秘閣的工作，是最高領袖的身邊人。他雖對毛主席敬之如父，但在外地調查回來卻如實反映了毛不願意聽的情況，7月23 日那天他在廬山上聽了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講話，更是憂從心底生，既為他所敬重的領袖犯錯誤遺憾，又為黨和國家的前途擔憂。他和幾個朋友來到山頂的一個亭子裡，俯瞰山下萬裡山河，更加心事沉沉。有人說這空空的亭柱上怎麼沒有對聯，田即張口憤然吟道：“四面江山歸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其憂國、憂民又憂君的矛盾和痛苦可見一斑。他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明志。正如范仲淹所說“士不死不為忠，言不逆不為諫”。於此例我們也可以看出憂君思想在中國政治長河中的影響。

范仲淹的第三憂是憂政，政即政府機關的自身建設。

一個政權的腐敗總是先從吏治腐敗開始。當一個新政權誕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勝利者的最高回報，和掌權者對親信、子女的最好賞賜。官吏是這個政權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蝕的對象和最不情願改革的階層。隻有其中的少數清醒者，能拋卻個人利益，看到歷史規律而想到改革。

1035 年，范仲淹因知蘇州治水有功又被調回京，任禮部員外郎，知京城開封府。他已兩次遭貶，這次能夠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訓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這卻讓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國家的政治危機。他又渾身熱血沸騰，要指陳時弊了。

這次，范仲淹沒有像前兩次那樣挑“君”的毛病，他主要針對的是吏治之弊，干部制度問題。也就是由盡“諫官”之責，轉而要盡“台官”之責了。原來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趙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帶兵之權，陰謀篡位當的皇帝。他怕部下也學這一招來奪其子孫的皇位，就收買人心，凡高官的子孫后代都可蔭封官職。這樣累積到仁宗朝時，已官多為患，甚至騎竹馬的孩子都有官在身。凡一個新政權，大約到50 年左右是一道坎，這就是當年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討論毛澤東與黃炎培的“周期率”。到范仲淹在朝時，宋朝開國已半個世紀，吏治腐敗，積重難返。再加上當朝宰相培植黨羽，各種關系盤根錯節。皇帝要保護官僚，官僚要鞏固個人的勢力，拼命擴大關系網，百姓養官越來越多，官的質量越來越低。這之前，范兩次遭貶，三次在地方為官，深知百姓賦稅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間冤獄之多，根子都在朝中吏治腐敗。他經調查研究，就將朝中官員的關系網繪了一張“百官圖”。1036年他拿著這圖去面見仁宗，說宰相統領百官，不替君分憂，為國盡忠，反廣開后門，大用私人，買官賣官，這樣的干部路線，政府還能有什麼效率，朝廷還有什麼威信，百姓怎麼會擁護我們。范又連上四章，要求整頓吏治。你想，拔起一株苗，連起百條根，這一整頓要傷到多少人的利益，如歐陽修所說：“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不免浮議之紛紛。”皇帝雖有改革之意，但他絕不敢把這官僚班底兜翻，范仲淹在朝中就成了一個討人嫌的人。呂夷簡對他更是恨得牙根痒，就反誣他“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那個仁宗是最怕大臣結黨的，呂很聰明，一下就說到了皇上的痒處，於是就把他貶到饒州（今江西鄱陽）。從他1035 年3 月進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5 月被貶出京，又隻有一年多一點。

這次，許多正直有為的臣子也都被劃入范黨，分別發配到邊遠僻地。朝中已徹底沒有人再敢就干部問題說三道四了。這次范仲淹離京，幾乎沒有人再敢為他送行。隻有一個叫王質的人扶病載酒而來，他舉杯道：“范君堅守自己的立場，此行比之前兩次更加光彩！”范笑道：“我已經前后‘三光’了。你看，來送行的人也越來越少。下次如再送我，請准備一隻整羊，祭祀我吧。”他堅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雖三次被貶而不改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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