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京城開封出來到饒州要經過十幾個州，除揚州外，一路上竟無一人出門接待范仲淹。他對這些都不介意，到饒州任后吟詩道：“三出青城鬢如絲，齋中瀟洒過禪師”。“瀟洒過禪師”，這是無奈的自我解嘲，是一種無法排解的苦悶。翻讀中國歷史，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懷才不遇、報國無門者的自嘲之聲。柳永屢試不中，就去為歌女寫詞，說自己是“奉旨填詞”﹔林則徐被謫貶新疆，說是：“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辛棄疾被免職閑居，說是“君思重，且教種芙蓉”。現在范仲淹也是：君恩厚重，讓你到湖邊去休息！饒州在鄱陽湖邊，風大浪高，范自幼多病這時又肺病復發。不久，成天擔驚受怕、隨他四處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饒州。未幾，他又連調潤州（今江蘇鎮江）、越州（今浙江紹興）。四年換了三個地方。他想起楚國被流放的屈原，漢代被放逐的賈誼，報國無門，不知路在何方。他說：“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情既齟齬，詞乃睽戾……天下指之為狂士。”

范仲淹已三進三出京城，從東海邊到北地大漠，來回調動已不下20次。他想，看來這一生隻有在人們討嫌的目光中度過了。但是他堅持獨立的人格，決不與腐敗的官吏同流合污。

但忠臣注定不得閑。就像周恩來雖多次遭毛澤東的批評，寫檢討，甚至被迫准備辭職，但救火的時候還是要用他。范仲淹也是這樣，自1036 年被貶外地4 年后，西北戰事吃緊，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往延州前線指揮抗戰。1043年宋夏議和，戰事稍緩，國內矛盾又尖銳起來。賦稅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動四起，仁宗束手無策。慶歷三年（1043年）4 月，仁宗又將他調回京城任為副相，又免了呂夷簡的官，請范主持改革，史稱“慶歷新政”。這是他第四次進京為官了。

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前面說過，范仲淹第三次被貶就是因為上了一個“百官圖”，揭露吏治的腐敗。七年過去了，他連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敗不但沒有解決，反愈演愈烈。他立即上書《條陳十事》。他說，第一條，先要明確罷免升遷。現在無論功過，不問好壞，文官三年一升，武將五年一提，人人都在混日子。假如同僚中有一個憂國憂民，“思興利去害而有為”的，“眾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有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你看“國虛”、“民怨”、“小人得志”、“王者失政”，現在我們讀這篇《條陳十事》仍能感受到范仲淹那種深深的憂國憂民之心和急切的除弊救政之志。他條陳的第二條是抑制大官子弟世襲為官。現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薦子弟當官，“每歲奏薦，積成冗官”，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大官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范仲淹是“孤寒”出身，深深痛恨這種排斥人才的門閥觀念和世襲制度。他條陳的第三條是貢舉選人，第四條是選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系此人”。第五條是公田養廉。十條倒有五條有關吏治。后面還有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等。我們讀著這些連珠炮似的言詞和條分縷析般的陳述，仿佛看到了一個痛心疾首、淚流滿面的臣子，上憂其君，下憂其民，恨不得國家一夜之間扭轉乾坤，來一個河清海晏、政通人和。

他不但上書，還實干，派許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員的政績，調查材料一到，他就從官名冊上勾掉一批贓官。有人勸道：“你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說：“一家人哭總比一州縣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幾個月，朝廷上下風氣為之一新。貪官收斂，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於新政首先對腐敗的干部制度開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會有強大的阻力。

他的朋友歐陽修就最擔心這一點，專門向仁宗上書，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並能保護他，不要聽信讒言。“凡小人怨怒，仲淹當自以身當，浮議奸讒，陛下亦須力拒。”但是皇帝沒有為他力拒小人之怨和紛紜的浮議。他一次又一次地無法“自以身當”，終於在朝中難以立足。慶歷四年（1044年），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謀逆大案，將改革派一網囊括進去。這回還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結黨的弱點，把改革派打成“朋黨”。慶歷五年（1045年）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已徹底失敗，范仲淹被調出京到邠州（今陝西彬縣）任職，這是他第四次被貶出京了。冬天，他又調鄧州（今河南南陽），而他的慶歷新政的戰友富弼貶青州（今山東益都）、歐陽修貶滁州（今安徽滁縣）、滕子京貶岳州（今湖南岳陽）、尹誅流放筠州（今江西高安）。這時還不像前三次那樣是范仲淹一人出京，而是正義勢力、忠節老臣全軍覆沒，被掃地出門。范仲淹當年曾戲說，如再被貶就請准備一隻整羊來祭他，現在連祭他的朋友也沒有了。

毛澤東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來是政權的核心問題。不管是憂君、憂國、憂民，最后總要落實在“憂政”上，即誰來施政，怎樣施政。治國先治吏，歷來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為重點。范之后的王安石變法，仍然將吏治改革作為重點。范仲淹當年指陳的吏治弊病至今仍然有現實意義。他在《岳陽樓記》裡一再講的進亦憂，退亦憂，在朝也憂，在野也憂，正是一個政治家對治國實踐和歷史規律的深刻思考。

慶歷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鄧州任上，這年他已57 歲。自26歲中進士為官，四處奔波，三起三落，已31 年。現在他可以靜靜地回顧一生的經歷，思考為官為人的哲理。忽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從岳陽送來一信，並一圖，畫得新落成的岳陽樓，希望他能為之寫一篇記。這滕子京是他同年中進士的年兄，又在泰州任上和西北前線共過事，是慶歷新政的積極推行者。就是因為他敢作敢為，總想干一番事，就常招人忌，甚至被陷害。但滕子京總是這樣樂觀，這次被貶岳陽，才兩年就政績顯著，還重修名樓。范仲淹看罷信，將圖挂在堂前，隻見一樓高聳，萬頃碧波。他胸中不由翻江倒海，那西北的風沙，東海的波濤，朝中的爭斗，飢民的眼淚，金戈鐵馬，閣中書卷，嚴子陵隱身的釣台，楔入西夏的孤城，仁宗皇帝忽而手詔親見，忽而揮袖逐他出京，還有妻子牽衣阻勸，長子隨他西北前線的沖殺……一起浮到眼前。他喊一聲：“研墨！”挑燈對圖，凝神靜思，片刻一篇368 字的《岳陽樓記》就如珠落玉盤，風舒岫雲，標新立異，墨透紙背，洋洋洒洒，震大千而醒人寰，承千古而啟后人。他將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全都熔於一爐，用純青的火候為我們鑄煉了一面照史、照人的銅鏡。金代學者元好問評價范仲淹說：“范文正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文壇為大家。其思想、其藝術，光照千年。”

這篇文章是對我國封建政治文明的藝術性總結。中國封建社會兩千余年，政界人物多得數不清，歷朝皇帝334 個，大臣官員更不知幾多。但能寫出《岳陽樓記》，並被后人記住、學習和研究的隻有范仲淹一人。現在我們知道要出一篇好文章是多麼不容易了。好文章是一個人在一定的時代為背景下全部知識和閱歷的結晶，是他生命的寫照。其中不知要經歷多少矛盾、沖突、坎坷、辛酸、成功與失敗。這非主觀意志可得，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一篇好的文章就如一個天才人物、一個歷史事件，甚或如一個太平盛世的出現，不是隨便就有的。它要綜天時地利之和，得歷史演變之機，靠作者的修煉之功，是積數十年甚或數百年才可能出現的一個思想和藝術的高峰。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千年易過，好文難有。

范仲淹為我們寫了一篇千古第一美文，留下了一筆重要的藝術財富和政治財富，他也就以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身份載入史冊。

2008 年6 月29 日

摘自2008 年10 月上半月《美文》 

【作者簡介】

梁衡，當代作家，山西霍州人。著名新聞理論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論家。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記者協會全委會常務理事、人教版中小學教材總顧問。

在當代散文家中,梁衡是作品入選中學教材最多的一位,如《晉祠》《夏感》《青山不老》《覓渡、覓渡、渡何處?》《跨越百年的美麗》《把欄杆拍遍》等等。他還是政治人物散文的首創及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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