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到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去”

記者：改革開放后，您從演員轉型為導演，是什麼樣的契機使您做出了這個決定？

張良：讓我下決心從演員轉行為導演，正是因為改革開放。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要讓中國人民富起來。此時我已經調到廣東了，在演過幾部戲后，我自認為都不太理想。隨后，我得知了深圳要建經濟特區的消息，覺得機遇來了，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到火熱的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去，要滾一身泥巴、做一番事業。

有種說法叫“演而優則導”，其實不是。當導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說來都會從當場記開始積累經驗，但我除了演員什麼都沒當過。當時珠影的廠長對我說，我可能是一位好演員，但不一定會是好導演，誰有好劇本敢讓我拍？這些話對我是一個刺激，我身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這個機會太難得了，我一定要改行。

之后，我和我的妻子王靜珠徹夜長談，我對她說，我不當演員了，下決心要改行當導演，不會的東西我可以學。她看我下定了決心，也毅然放棄了自己原來的動畫美術專業，和我一起轉型，她開始學習編劇。黨教導我們，到生活中去、向人民學習，改革開放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我們要抓緊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

張良執導電影《梅花巾》獲第七屆開羅國際電影節“金像榮譽獎”

記者：轉型當導演后，您拍了很多反映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影片，如1984年的《雅馬哈魚檔》，這是中國第一部以個體戶為主角的電影，更成為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經濟發展的“活廣告”。

張良：我最初看到《雅馬哈魚檔》原著的時候，一眼我就愛上了。主人公都是無業、待業在家，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醒了他們，讓他們走上了自力更生的新路，這樣的題材正合我意。此外，它寫的是廣州，我1972年到廣州的時候，還是一片蕭條，人們穿的衣服也是黑白灰，沒有其他顏色。但改革開放后，正所謂“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廣州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個體商戶如雨后春筍般成長了起來。我心裡很興奮，非常希望能把改革開放這幾年來廣州所取得的新成就如實地放到大銀幕上。

在電影中，我傾力打造了兩個“新”。首先是影片的主人公“個體戶”，他們是改革開放造就的新人物，是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下廣州最先盛開的花朵，對廣州的經濟繁榮功不可沒。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我要講述他們的故事，樹立他們的形象，讓大家關注他們的生活﹔其次，我要全情塑造廣州、乃至整個廣東的新形象，當時我在廣州已經生活了十余年，此前從未發現廣州如此之美。時代在前進，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我們電影人應該和時代同步，有責任去記錄、反映時代的腳步。

記者：回望改革開放這四十年，您覺得改革開放給您帶來了哪些機遇？您如何評價自己這四十年的藝術人生？

張良：改革開放改變了我的人生，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的張良。改革開放讓我完成了從演員到導演的轉變，進而讓我在導演的事業上有所作為。我創作的這些作品，從《梅花巾》開始，到《雅馬哈魚檔》《少年犯》《女人街》《特區打工妹》《龍出海》……所有這些作品的題材都源自改革開放。

有人說很佩服我，別人寫歷史題材都有參照物，但我沒有參照物，都是改革開放新題材、新事物、新生活。如果不踏足到這片土地上、不投身到改革開放的大潮裡，又怎麼能看到這些人和事？我的作品好比是改革開放大潮裡滾出來的一顆顆珍珠，把它們串起來，就是我和我妻子獻給特區的一條項鏈，是我們二人對改革開放的獻禮。

“生活是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說，“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在多部電影拍攝前，您都親自前往各地體驗生活。“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這一創作理念給您的電影生涯帶來了哪些感悟？

張良：習總書記精辟的論述，令我感觸很深。我們的作品要反映社會、生活、時代、歷史，必須深深植根於廣大勞動群眾的廣闊生活，必須在作品中結合人民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在我的電影生涯中，從演員到編劇到導演，所參與的電影作品，每一部都是從生活中來、從生活中提煉再進行藝術創作而成。生活是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這是真理。文藝工作者要牢牢記住這幾句話。

我是北方人，在拍攝《雅馬哈魚檔》前對廣州還不太熟悉，但我深知生活才是創作的源頭活水。因此，我當時走遍了廣州的街道，和廣州的鄰裡百姓們深入交流，詳細了解廣州的過去和現在，了解這座城市的新舊變化，真正做到“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后來的《女人街》《特區打工妹》等，都是延續這條路，無一部不是從生活中而來。

電影《雅馬哈魚檔》工作照，持擴音器者為導演張良（資料圖）

記者：近年來現實主義的文藝作品越來越受青睞，您執導的《雅馬哈魚檔》《女人街》等影片均以現實生活為題材，深受廣大人民群眾喜愛。您認為該如何拍好現實主義題材電影？

張良：我拍攝的這些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是探索實現紀實性和戲劇性相結合的藝術風格。我很喜歡紀實美學主張的一些觀點，比如題材的日常性、人物要有雜色、環境要有生氣、最大限度地接近生活等等。同時又很喜歡傳統美學主張的主題要鮮明、人物性格要生動、情節結構要富於戲劇性……因此，我探索著把二者結合到一起，拍出紀實性和戲劇性相結合的影片，以追求更生活、更真實、人們更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

比如拍《雅馬哈魚檔》的時候，我發現每天清晨天剛亮就在白鵝潭的江面上聚集了上百條漁船交易，廣州的魚檔全到那裡採購活魚。但我們絕對不能組織拍攝，於是就決定偷拍！經過多次實地演練之后，我讓演員混入漁船隨機應變、自由發揮，攝影機全部隱蔽起來跟蹤拍攝。我一摸鼻子，他們就開機。蒙蒙晨色、百條漁船，漁民的粗獷豪放，艙內鮮活的大魚，一沓沓人民幣，一筐筐魚過秤……就算廣州本地人，每天吃著活魚，也沒嘗過這樣的原汁原味！

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應該有好的教育性，但不是單純地說教﹔有高雅的藝術性，但不是曲高和寡的高深哲理﹔能貼近現實、富有時代特點，真實地反映生活、反映新人物，給人以健康的情趣，這也是我自己的藝術創作追求。

張良題寫寄語：向改革開放四十年致敬

記者：如果請您寄語當今年輕一代的電影人，您想對他們說什麼？

張良：當前電影市場繁榮，百花齊放，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我認為，一個文藝工作者隻要心裡想著人民，就不會走上歧路。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電影人不能隻顧賺錢，隻顧經濟效益，不顧社會效益。

我的年紀也大了，不能再像年輕時候下基層體驗生活進行創作，但我知道這條路是對的。希望新一代的電影人能牢記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不要脫離生活、脫離人民﹔隻有深入實際生活，才能創作出更多有道德、有溫度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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