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電影應當藝術化地傳播正能量”

記者：有網友說，在看您的電影時，內心總因影片中的英雄主義精神深感震撼。在您看來，什麼是英雄主義精神？

翟俊杰：有一個觀念深深扎根在我心裡——軍人首先要為人民服務。我17歲考入西藏軍區文工團，61年的部隊生涯培養了我深深的軍人情結。我當年進軍西藏時經歷過兩次戰爭，很多年輕的戰友長眠在戰場上。當年軍區政委譚冠三曾說：“同志們，咱們進軍西藏，保衛祖國邊疆，我這把老骨頭就埋在西藏，永遠和西藏的人民一起保衛邊疆，建設邊疆！”這些人都是英雄啊！正是這種英雄的精神，形成我的理想、信念、責任、擔當。在我心中有一種抹不去的英雄情結。接受央視邀請拍《西藏風雲》長篇電視劇時，我再回西藏，凡是有烈士墓的地方，我都去拜謁一下。

拍攝中的翟俊杰

記者：61年的軍旅生活為您帶來怎樣的影響？

翟俊杰：部隊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記住：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要始終與人民和生活同呼吸、共命運，尋找挖掘生活的瑰寶，才能把精神力量播撒到觀眾心裡。當我被授予“國家突出貢獻電影藝術家”稱號時，和王心剛、張良、田華等前輩相比我感到慚愧。這是一種激勵，敦促我更好地用電影這種藝術形式回報社會。

軍旅生活不僅在思想層面對我有深刻影響，也讓我切實體會到真實的戰爭場景，對我日后拍攝戰爭題材電影有很大幫助。我經歷過殘酷的戰爭，缺氧嚴寒的風雪高原磨練了我的勇氣和堅毅。當我把這些苦都吃下去，拍電影遇到更惡劣的天氣我也不覺得辛苦，反而覺得很知足。作為一名導演，若不是在西藏軍區文工團練就的功夫，今日何能統領攝制組的眾三軍！

記者：您拍攝了許多深入人心的主旋律題材電影，包括《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決戰》、《我的法蘭西歲月》，以及三拍長征故事，主旋律電影和其它類型電影有哪些不同？

翟俊杰：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通常以大人物、大事件、大場面為主要元素，它不僅肩負著對“史”的正確表述，更承擔著對“史”的完美、細膩且符合藝術規律的創作。主旋律電影是時代精神、民族精神的記錄和寫照，我的使命和責任就是弘揚中國精神。一次又一次“觸摸”那段抗戰史，每次都有一種別樣的感受，但唯一不變的是民族精神，那是一種堅定的信念，更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集中體現。長征精神，抗戰精神，人民解放戰爭精神，新時期的抗洪精神、抗震精神、航天精神……各個歷史時期的無數精神構成了中華民族精神。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弘揚中華民族崇高品德，是時代的主旋律。弘揚時代主旋律，是藝術工作者的使命和責任。

翟俊杰（右一）在《長征》拍攝現場為演員說戲

記者：您曾三次拍攝長征故事——《金沙水拍》、《長征》和《我的長征》，為何如此鐘愛這一題材？

翟俊杰：首先，長征體現了人民軍隊義無反顧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其次，長征是中華民族美德的集中體現——團結一心、眾志成城、堅忍不拔、不怕犧牲、團結友愛﹔第三，長征也是對人類體能極限的一種挑戰——飢餓、寒冷都沒有打敗紅軍。在種種艱苦之中，這種長征精神是一座屹立不倒的豐碑，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筆財富甚至是屬於全人類的。

長征精神並不是口號，而是一段血與淚的故事，是不斷激勵著我的精神力量。我要通過電影將這種情懷藝術化地表達出來。拍長征、學長征，三拍《長征》也是電影人以身作則發揚長征精神的過程。第二次拍《長征》時，我帶著演員重走長征路。我告訴他們，脫掉時髦的名牌服裝，在荒山野嶺中體驗艱苦生活，這種都市生活和艱苦環境的巨大反差能讓你們更貼近所扮演的人物。

記者：您的主旋律影片總是在表達主題的同時多增新意，獲得觀眾廣泛好評。在您看來，主旋律電影如何做到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

翟俊杰：主旋律電影應當藝術化地傳播正能量，想盡辦法增強影片的藝術感染力。中國電影應藝術化地、形象化地來表達這個偉大時代。藝術作品要有吸引人的中國故事內核與充滿感染力的藝術形式。比如《這裡的黎明靜悄悄》描寫了蘇聯年輕女兵的戰爭悲劇，如果不是戰爭，這些女兵可以結婚生子，但是法西斯戰爭毀掉了她們的生活。什麼叫做悲劇，把美好撕碎給人看就是悲劇。這種悲劇，就是藝術感染力的一種體現。

觀眾不可能牢牢記住電影的每一分鐘，但是影片中生動感人的鮮活細節越多，越能夠感動觀眾，一部作品成功的系數越大。《血戰台兒庄》中，一個老兵蹲在戰壕裡思鄉，折下一段嫩柳枝，做成柳哨，吹出《走西口》的調子，最后把集束手榴彈綁在身上和敵人的坦克同歸於盡。這樣來自生活的藝術細節，對塑造人物形象有很大的好處。

“電影要由產量的繁榮向質量的高度發起沖擊”

記者：您以一部部優秀作品見証了中國電影成長的四十年。在您看來，改革開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國電影取得哪些成就？有哪些不足？

翟俊杰：中國電影從題材、制作都取得長足的進步。在取得成績同時，更要看到不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如何克服不足，創造新的輝煌，這是一個重要的命題。我認為，要警惕泛娛樂化、功利浮躁的不良傾向。

提高文化產品質量，要由產量的繁榮向質量的高度發起沖擊。講好中國故事，要堅決繼承優秀的中華民族傳統，大膽吸收先進的藝術理念。目前我們可以憑借數字技術制作具有視覺沖擊力的畫面，但關鍵還需要豐沛的藝術想象力，避免千篇一律。增強影片的想象力與感染力，吸引廣大人民群眾自發參與審美。

記者：如今，越來越多的娛樂元素充斥著人們的生活，您覺得現在的年輕人與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主旋律影片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距離感？

翟俊杰：由於一段時期裡主旋律電影出現千篇一律、急功近利的現象，使大家產生了距離。但是歷史是我們的根與魂，堅決不能忘記過去，忘記意味著背叛。為了創作出觀眾喜聞樂見的作品，我特別注意和年輕人交朋友，了解他們的喜好，與年輕人保持同步。

通過娛樂放鬆並沒有錯，但是一個民族隻追求娛樂，那麼這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如今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日子越過越好，但要始終銘記為此付出寶貴生命的革命先烈，牢記過去艱難的抗爭歲月，不能把中華民族的抗爭史、苦難史娛樂化，要讓后代了解偉大的革命戰爭歷史，讓民族精神指引后代繼續前進。

記者：您提出過“多學習優秀傳統文化才能拍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電影”。在拍攝電影時，您覺得優秀傳統文化對創作有什麼影響？

翟俊杰：古典詩詞與電影是藝理相通的。電影是個舶來品，但是中國古典詩詞中卻蘊含著許多電影表現手法——“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恰如一個鏡頭融入另一個鏡頭的“疊化”效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短短20個字如同構成一部微型電影分鏡頭劇本——故事、人物情感、規定情境、構圖、光調、色調、影調，乃至似有若無的音樂都在裡面。這種“藝理相通”是聯系文藝領域各個門類的共同紐帶，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也是我們拍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電影的源泉。

記者：您是如何將傳統文化與鏡頭語言相結合的？

翟俊杰：比如，電影《長征》的配樂上採用“聲畫對立”的手法——悲壯慘烈的場景中的配樂恰是委婉淒美的《十送紅軍》，最后兩句詞我還改為：問一聲親人紅軍啊，此去西征何時才回還。這正符合中國古代辯証藝術理論提出的“以哀情寫樂，以樂情寫哀，倍增哀樂”。極大的反差引起人們豐富的藝術聯想，更讓觀眾印象深刻。

《驚濤駭浪》裡，一個小戰士晝夜搶險累死在抗洪第一線，彌留之際一隻蠶豆大小的小青蛙蹦到他的臉上，將死的戰士憑著殘留的一點點知覺露出一個若有若無的微笑，最終還是逝去。小青蛙出現之前是敘事，之后是抒情，這是借用中國古典戲曲的“緊拉慢唱”的藝術手法。除此之外，中國畫的虛實相間、中國書法的謀篇布局等，意境優美，同樣值得我們學習與傳承。

翟俊杰題寫寄語：中國電影博大精深，有著燦爛的歷史，涌現出許多優秀影片。我願永遠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熱烈地擁抱生活，創作出無愧於偉大新時代、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電影作品！一個藝術家的生理年齡可以增加，但藝術年齡永遠保持年輕！

記者：在您的藝術生涯中，執導創作了許多經典影片，在您看來，哪部電影、哪個角色最令您感動？

翟俊杰：我認為，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作品創作中也要堅持一種人文關懷的基調。《我的法蘭西歲月》是首次用青春偶像片的手法拍攝革命先驅的青年時光。片中鄧小平、周恩來、聶榮臻、蔡暢、李富春等老一輩革命家遠渡重洋到法國勤工儉學，尋求報效國家的真理。這段浪漫艱辛的生活，何嘗不是我們老中青幾代人共同的偶像和精神榜樣呢？

《長征》中，我們打破了模式化表演，推出一個全新的、深入人心的毛澤東形象。唐國強同志首次出演毛澤東一角，為此他拼命節食、游泳，40天減掉26斤，最后他的身材、長發、憂郁的眼神，和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拍的毛澤東非常吻合。演員這種為追求藝術效果而不辭勞苦的精神也令我感動。

記者：回顧過往的電影歲月，您覺得電影對您而言意味著什麼？

翟俊杰：如果用軍人的話說，電影應該是我的武器，是打擊敵人、團結人民、謳歌人民的武器。電影也是我的終身事業，我愛電影，我願意為它獻出一切。我感恩生活、感恩部隊、感恩這個偉大的時代。一個人的生理年齡可以增長，但藝術年齡、心理年齡要永遠保持青春。我要永遠保持銳氣，為了中國的電影事業，為了我的最愛。永遠奮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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