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汉学家之火：在误解中对话

马可·波罗，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游记汉学家”

顾彬（德国汉学家、翻译家、作家）

史景迁（美国汉学家）

葛浩文（美国汉学家）

马悦然（瑞典汉学家）

傅高义（美国汉学家）

　　导读：汉学家特指从事中国古代、近代或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外学者。近来，汉学家们以一个群体的姿态迅速崛起，进入大众视野，从史景迁、傅高义、顾彬、马悦然……他们的著作受到中国读者的追捧，汉学家“火”了成为不争事实。然而这“火”是因为他们“扮演”的让中国学者走向世界的“桥梁”角色，还是因为他们来自“他者”的视角从不同的镜面让中国从中照见不同的自己？中国学者与汉学家的对话难免互相冲撞，总有误解，可是不去对话，误解将永远不会消除。

　　中国学者之观“火”心得

　　李雪涛（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汉学家在中国火起来这件事要回到历史中去理解。

　　汉学家在中国的历程大致经过三个阶段：最开始是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游记汉学”；

　　到了传教士时代，比如利玛窦，写了很多更深入的书；直到1814年，雷慕莎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语课至今，算是进入“专业汉学”的时代。

　　回顾近代以来汉学家在中国的历程，中国对这些汉学家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民国时期与西方的往来很正常，当时在北平的德国汉学家就达到100多个。那个时候，无论官僚体制内，还是大学里面，很多人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在学界，有着中西文化背景的学术大师也不少，所以是很平等的交流。没有崇洋的心态。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很多，是一种互相冲撞的结果。

　　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院系改革，很多外籍教授都跑掉了，中外很多学术交流中断，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人开始走出国门，慢慢开始接续传统建立往来。我们慢慢开始翻译海外汉学的著作。中国人的心态还是译介的状态，好像他们是一座高山，尽管是中国的学问，我们还是把他们看得很高。这种状况持续到2000年之后，中国学者开始平等对待、争论一些问题。

　　我很讨厌这样一种论调：“外国人不行，怎么可能和我们比呢？”重要的是应该以一种跨文化的、平等对话来探讨问题，而不是以一种民族主义的大国沙龙的态度来对待外国汉学家。

　　我认为这些外国汉学家在中国火得还不够，他们背后的努力，我自己觉得很值得我们探究，是值得敬佩的。反过来看，我们有谁能写一本德国文学的书、法国文学的书，翻译成德语、法语跟那些歌德专家、席勒专家、巴尔扎克专家坐在一起谈论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这一反差除了西方文化依然强势的背景，也折射出整体中国学者的创新度不够。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汉学家可以“火”起来是因为更多的西方人在做汉学，但是我们中国人做西方学术的研究，能不能像是汉学在中国的这种程度？我想这是值得大家去深究的。

　　对话之根本，当是敞开封闭、打通尘障，从而理解不同于自己的对方，也重新理解自以为理解的自己。而理解已经是诠释，“诠释的循环”正是诠释活动本身。因此，对话的关键并非正误之辨，何为“正见”其实无从谈起。在“误解中对话”恰恰会将我们引向何以为然的思考。

　　肖鹰（清华大学教授）

　　这些汉学家能够在中国受到追捧，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开始和世界联系起来，需要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而汉学家作为外域文化的视角常常给我们新的启发。

　　这些汉学家大多在资料的占有方面并不太占优势，比如顾彬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对资料的掌握肯定不如国内学者，但是他的阐释是有新意的，他的视角和方法都有别于国内学者，比如顾彬对丁玲的看法让人耳目一新。在处理如丁玲、赵树理等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重要作家时，顾彬在书中表现了非常认真的与作家对话的态度。

　　贺卫方（北京大学教授）

　　与汉学家们的相遇有进入凡尔赛宫镜厅之感——自己在一面面镜子里，但不同的角度的镜子所显示的我又是如此多样化。我们可以看出自己习焉不察的某些面相，同时也可以看出被镜子扭曲了的形象。

　　我自己的研究经常受到汉学研究的启发，我觉得我们对中国古典历史的理解，包括现实问题的解读，都受益于汉学研究。这是我们经常受到冲击，也获得思考力量的来源。

　　汉学家之“火”是“虚火”

　　◎文/韩浩月

　　在中国最具“大众知名度”的两位汉学家，一位是顾彬，一位是马悦然。他俩具体为中国文学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只有为数不多的圈内人知道，但顾彬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马悦然曝光“中国作家向他行贿”，却让这两位的汉学家身份得以广泛传播。某种程度上，他俩更像是媒体宠儿，在等待他们的发言时，媒体更期待他们口中能有惊人之语，为沉闷的中国文学界投入一块巨石。

　　真心喜欢、欢迎、尊重顾彬和马悦然的人有多少呢？不会有太多。在矜持与傲慢、自怜自爱与不屑一顾的创作者们看来，这俩洋人更多是以投机者的角色掺和到中国文学界的。国内文学创作群体对汉学家的矛盾态度，一个方面是来自于自身的无知，另一个方面则来自于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一个文学史与国家史一样漫长的地方，拥有一定程度的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把这种自豪切割到自己身上，觉得自己随便写点东西就能称霸世界文坛就有些自不量力了。

　　对待汉学家，国内作家们的傲慢是表面的，一旦有与汉学家亲密接触的机会，国内作家的两面性未免就暴露出来。对于内心深处渴望走出国门的作家们而言，汉学家是一座桥，而且是一座独木桥，想要获得国外出版社的认同，乃至于想要获得国际文学奖项，非要经过这座桥不可。所以，不要诧异马悦然对一些中国作家的鄙夷态度，在这个洋人的眼里，文学与人格仍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似乎不相信一个人格低劣的人，其作品能有多大的价值。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作品的瑞典译者陈安娜、美国译者葛浩文频繁被提起，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两位更愿意隐身于莫言庞大的身影之后，心甘情愿地扮演做嫁衣的角色。作为把莫言推向诺奖领奖台的“功臣”，陈安娜是一家图书馆的普通图书管理员，她之所以喜欢莫言的小说，是因为觉得莫言的文字“既幽默又残酷”，而葛浩文则明确表示，自己心理承受能力有限，无论外界对他的译文评价是好是坏，都会让他觉得惶恐与沉重。

　　于是，本就为数不多的汉学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分成两类：一类是经常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的吹毛求疵者，一类是默默无闻为中国文学输出做着无声贡献的人。但要相信，只要这些汉学家被赋予了通往名利之桥的引路者角色，他们就没法不火起来。中国与世界的文学交流渠道少之又少，离开了这几位热衷于中外文学推介的汉学家，哪怕中国作家的小说写得再好，也只能墙内开花墙内香，永远也不会为世界名著的中国阵容增添新成员。

　　互联网的发达让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没有界限，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一些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作品流行全球，人们会敏感地从一部作品中寻找到那些可以穿透地域、文化、肤色差别的意义与符号，中国的读者已经从每年引进的国外流行小说与热映电影中感受到了全球化创作的魅力，但中国文学依然还停留在“立足本土，探究人性”，疏略了科技发达对人性的撼动，创作立意仍然固执地从土地出发，写作出来的故事充满自欺与欺人。

　　汉学家能够发现汉语小说家与土地血脉相连的文学魅力，却对中国文学在整体上如何拥有世界性一筹莫展，作为译者他们能够对外推介相对优质的汉语小说，但每当他们对中国文学提出批评的时候，却在多数时候显得像个“门外汉”，无法令中国作家心服口服。汉学家梗立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有时扮演摆渡者的角色，有时则像根鱼刺。

　　汉学家之“火”是“虚火”。别指望他们被一些人所追逐、所盼望，就能够带动中国文学批量输出，中国当代文学真正想要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拥有一席之地，还得依赖自身的觉醒、痛悟，指望汉学家拯救中国当代文学于水火，这种想法太幼稚。

　　“样本”顾彬：名气斐然 饱受争议

　　顾彬，德国人，目前最知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最初着迷于中国文学是因为读了一首李白的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在此之前，他本来顺理成章该做牧师的，可这首古诗却让他的命运转了个弯儿。几十年汉学研究下来，他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尽管名气斐然，他却饱受争议。几年前，一场引爆中国文学舆论场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让他成为众矢之的，尽管顾彬早就解释过报道与他的原意不符，他只是针对棉棉、卫慧和虹影的小说，但愤怒的中国文学界还是不断有人跳出来反驳“垃圾论”，最经典的句式是“只有中国人才真正了解中国文学”，这让顾彬不能苟同。

　　其实在更早以前，顾彬就对中国学界存在的这种声音感到不满。1997年，他在中国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在一名荷兰学者做完一个极富启发性的学术报告后，一位颇受尊敬的中国文学批评家点评道：“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说，他谈得不错。”话说得如此自然，在会场上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却让顾彬很诧异，“他好像有一种优越感，也可能是一种无意识，只有中国人才真正了解中国？”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顾彬较真地分析道，“其实在那场学术会议上，荷兰人做了最好的报告，没必要说‘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德国，讲出这个话来的学者就完蛋了，因为这是污蔑外国人，也许他心里也这么想，但他也不敢这么说。”

　　这个严肃的德国人的这番批评并没有引起在场中国学者的不悦。说这话时，顾彬也难得露出一丝微笑，平时他总是一副痛苦的表情，仿佛总是在思考，笑容不常有，因此也显得特别。就像诗人北岛笔下曾形容过的：“如同一个疲倦的人在镜子前无奈的自嘲”。

　　这些年走红的那些汉学家们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有一种不自信，急需得到外界的认可，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而引起的轩然大波中可见一斑。而汉学家正好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桥梁，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一个个汉学家就受到了意外追捧。从史景迁到孔飞力、魏斐德，再到傅高义、顾彬、葛浩文……这些名字不仅在中国的历史、文学研究领域不容忽视，而且也“高调”进入大众视野，以一个群体的姿态崛起，或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生力军，或以旁观者的独立姿态为中国“指点迷津”。

　　伴随一个个汉学家的走红，围绕他们的争议和误解从未停止。顾彬在中国的遭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汉学家在中国”的故事可归结为在误解中对话。正如顾彬所说，如果“理解本身是复杂的，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误解，那么就必须要允许误解的存在。”

　　史景迁

　　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他在中国受到了明星一样的追捧。有中国读者围着他要签名，旁边的朋友经过跟他说：“是你啊，我以为他们在围着梅丽尔·斯特里普。”中国人似乎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他了。

　　伴随着汉学家的走红，围绕他们的争议也从未停止。有关史景迁的争议一是他著史学就像讲故事，但是传统的“故事”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让执拗的人心生疑窦。第二个争议就是虽然是“史学大家”，但是从来不见史景迁提到任何学术名词，只有对历史细节一再的描述，甚至没有像黄仁宇一样在小处着手叙事的时候强调“大处着眼”。

　　陈安娜、葛浩文、马悦然

　　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大批翻译家、汉学家也随之浮出公众水面，陈安娜、葛浩文、马悦然受到大家的热烈追捧，很多人竖起耳朵聆听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判断，从言语的蛛丝马迹揣测下一个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受到西方热烈追捧的中国作家。

　　马悦然和顾彬类似，他们俩因为深入介入中国当代文学领域而卷入各种争议漩涡。“中国官员贿赂说”、“翻译之争”让马悦然应接不暇。

　　葛浩文虽然远在美国，有人把他的翻译夸上了天，称其美化了原作者的语言；有人则对他大刀阔斧的删改大泼脏水。

　　傅高义

　　傅高义是最近以《邓小平时代》走红的美国汉学家，这本书在中国取得了口碑和市场的双丰收，《邓小平时代》既具学院研究的严谨专精，又对中国现实政治与事理人情有透彻把握，被誉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在中国以及国外多个图书大奖中获奖无数。在很多历史研究学者看来，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提供的史料了无新意，但喜欢他的人则认为“他的贡献是在基本的事实基础上，给出一个历史解释的新框架，而且大体靠谱。”

　　本版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除署名外）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