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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萧红被称为30年代文学洛神，鲁迅评价“她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可能取代丁玲”。而张爱玲的文学地位更是早已为人所知。有人甚至认为，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中，萧红和张爱玲是并驾的双星。可你也许还不知道，这两位天才女作家与武汉缘分都极深，尽管她们和武汉直接发生关联都只有短短九个月。
两本“武汉记”
“七月十五盂兰节，呼兰河上放荷灯。大家一齐等候着，等候着月亮高起来，河灯就要从水上放下来了。大概是几千几百只。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当那河灯流到极远的下流处的时候，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的来了空虚：那河灯，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呢？”
这段文字取自萧红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75年前她正是在武昌小金龙的陋巷中写出它。
1937年9月，萧红和萧军一起从上海来到武汉。当时正值抗战初期，武汉是政治文化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云集于此。萧红如鱼得水，她放手创作，参加《七月》讨论，受过被特务捉走的惊吓，也有与朋友漫步紫阳湖畔、游东湖、看长江的闲暇时光。
正是在这时，她起笔写《呼兰河传》。
萧红出生于东北，成名于上海，在来汉前还去过北京、青岛和日本。因为想读书而逃婚，和家庭决裂。她生过一个女儿，又因生活所迫给了人，挺着大肚子被同居男人遗弃在旅馆。爱萧军又为他的不忠和鲁莽所伤。为什么把故乡甩在身后，走了那么一条长路的萧红，会在武汉开始写一本关于故乡的书？人生如河，她在溯源吗？江湖纵横的武汉又给了她怎样的启示？
但《呼兰河传》写完前两章后，萧红就放下了笔。因为此时的她需要在萧军与端木蕻良之间艰难抉择，她最终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在武汉举行了此生唯一的婚礼。
从萧红离开汉口前最后居住的三教街旧址，步行到胡兰成工作过的江汉路大楚报社原址，前后不过十来分钟。但实际上，萧红离开武汉五年后，胡兰成才到武汉。因为胡兰成，武汉这座城市不可避免进入张爱玲视野，也自然而然出现在她的笔下。虽然严格说来，张爱玲没有来过武汉——出于种种考虑，她拒绝了胡兰成的邀请。
张爱玲在自传小说《小团圆》中完整真实地再现了这段经历。武汉空袭带给胡兰成的惊恐不安，她也只是报以英国人般尴尬的微笑，她不是没经过空袭。倒是胡兰成与武汉小护士的恋情令她方寸尽失：“知己知彼，你如果还想保留他，就必须听他讲，无论听了多痛苦，但是一面微笑听着，心里乱刀砍出来，砍得人影子都没有了。”
家世金贵，人才风流。作家王安忆曾评张爱玲太过聪明，从不以身事险。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承认，自己只为母亲和胡兰成伤过心。这次，来自最亲的人的伤害，她无从躲避，也避之不及。但唯有经历，方能无隔。到了晚年，她写《色戒》方能炉火纯青，藏无言哀矜于一针见血吧。
萧红和张爱玲以自身经历和作品写就的“武汉记”，是两部独特的大时代中的私人史，里头有国破家亡之痛，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更有民国才女对美好那一份无尽的渴慕，撞得头破血流也挡不住她们的追寻。
半部红楼梦
萧红和张爱玲有许多共同之处。萧红和张爱玲都成名于上海。同为24岁，前者写下《生死场》，后者写出《红玫瑰与白玫瑰》。
对于萧红和张爱玲来说，武汉也是相当重要的城市。因为她们小说般起伏的感情，在这座城市划下重重一笔。彼时，这座城市炮声隆隆，杂之以新旧观念的冲突，历史的漩涡不断裹胁着人，把人抛起来又甩出去。有人随波起伏，也有人不甘沉沦。
她们都是民国时期新女性。追求个性独立，爱情自由。但未见得遇到好的时代。作家素素说过，民初，男人多是旧文人，女人却是新女性。
她们自己的矛盾也俯拾皆是。向来无情无义的张爱玲为贪那点爱，不得不屈就，萧红更甚。她的女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常常泛滥出来，对别人好过头，之后又难免不平。
她们也不知要往何处去，但她们艰难走出的，那些满布凌乱、歪斜、稚嫩脚印的道路，会叫后来者看到。
两个人最大的不同是，萧红痴，曾自比红楼梦中的傻大姐，像香菱学写诗，梦里都写。张爱玲精，不介意别人夸自己聪明，甚至为此得意。
香港文人对萧红有偏爱。女作家李碧华文章明显受张爱玲影响，却说自己最爱的女作家是萧红。除了萧红最终死在香港，或许因为萧红代表更原始，更本真，孩童般的天籁之音——还没来得及学会算计和包装，很傻，会遍体鳞伤，仍一意向前，显得更傻，却让人痛惜又折服。
萧红和张爱玲都喜欢《红楼梦》。天真的萧红死得早，死的时候，留下遗言：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下半部红楼让别人去写。后半句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慧黠的张爱玲活得长久，张爱玲后半生研究《红楼梦》，并发表专著《红楼梦魇》。这仿佛是个比喻。
拍过张爱玲《半生缘》的香港导演许鞍华，去年拍萧红生平，取名《黄金时代》，片子今年就会上映了，很期待看到萧红穿行于武汉的老街旧巷之中。那是萧红的黄金时代，也是武汉的黄金时代。
文/记者叶军
(来源: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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