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后"鸿胪井刻石"遭掠夺 石亭一同被盗(图)

现存在日本皇宫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

　　鸿胪井刻石拓文 年代：唐开元二年 碑体：长高约3米，重达90吨 掠夺时间：1908年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据媒体报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日前致函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迅速归还所掠中国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

　　“鸿胪井刻石”记载了唐朝政府派遣官员册封渤海地方政权的史实，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1908年4月30日，日本海军省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义将刻石献给日本皇宫，这块弥足珍贵的千年碑刻从此流落异域。

　　历史上的渤海王国

　　如果想搞清楚“鸿胪井刻石”的来龙去脉，必须先了解中国古代的渤海王国。

　　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古渤海国存在于唐至五代期间，疆域范围主要在今东北一带，全盛时还包括了朝鲜半岛东北部和俄罗斯远东的部分地区。渤海国主体民族为靺鞨族，靺鞨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先秦称肃慎，汉魏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靺鞨。

　　公元698年，靺鞨族首领大祚荣建立了渤海国前身靺鞨国，随即便与当时唐朝廷有了联系，据说还曾“遣子入侍”。公元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统辖地区为忽汗州，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忽汗州当时也叫渤海郡，忽汗州都督府就是历史教科书中常说的渤海都督府，是唐朝政府设在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

　　当时渤海郡在唐朝地方行政序列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这些少数民族行政机构统称“羁縻州”，渤海都督府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唐朝边疆地区的一个地方行政机构，渤海政权先后受平卢节度使和平卢淄青节度使管辖，同时朝廷还直接派遣“长史”驻当地处理政务。据相关文献记载，长史的地位类似于今天的秘书长，位置仅次于渤海郡王世子。

　　公元762年，唐朝中央政府诏令渤海为国，唐代宗册封当时的忽汗州都督为渤海国王，唐朝正式将渤海郡由羁縻州府升为属国。渤海全盛时期，“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仿行唐朝的府州县制度，并创立“五京”。设有5京、15府、62州、130余县。渤海政权为了行使藩属国的责任和义务，多次遣使去长安述职，贡献方物，或者派遣王室子弟入侍宿卫，据不完全统计，渤海国先后向唐王朝、后梁、后唐派遣王弟、王子及各种使臣150余次，其中有名有姓者约70余人。唐朝朝廷也给予热情回应，皇帝召见、赐宴、封官和回赠礼品。

　　公元926年，契丹辽国将渤海国灭亡，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后来东丹国撤销，由辽国直接管辖。

　　千年遗石的前世今生

　　公元713年，朝廷派遣鸿胪卿崔忻作为代表册封靺鞨族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左骁卫员外大将军、忽汗州都督，靺鞨国“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与唐朝正式建立了藩属关系。

　　公元713年，崔忻一行，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出发，浮海至辽东半岛南端黄金山下的旅顺港，继而陆行至鸭绿江口换乘小舟溯江而上，经临江市、抚松、桦甸、吉林、敦化等地，最后到达今吉林省延吉市附近的东牟山，亦即大祚荣政权的王都之所。

　　第二年，崔忻率领的唐朝使团返回长安，在旅顺的黄金山麓凿井两口作为纪念，并刻石题名：“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七日。”按唐朝惯例，朝廷命官持节册封，均要留实物证验，或立碑或建亭或刻石或凿井。当时崔忻凿的两口井，一在黄金山北麓，至今遗迹尚存，刻石原来就在这口井旁；一在黄金山南麓，后来被沙俄军队破坏，如今已无迹可考。

　　鸿胪井刻石距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是渤海民族政权隶属唐王朝管辖的唯一见证。后来渤海国被契丹政权灭亡后，这个王国的档案文书、文献资料被毁坏殆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由此也可看出当年那场战争的残酷。“鸿胪井刻石”成为目前存世极少的关于渤海王国的实物档案资料之一，弥足珍贵，备受学界重视。围绕着这块千年刻石，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朝鲜等国家的学者撰写了大量研究文章，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对于“鸿胪井刻石”的具体形状和尺寸，一些古代典籍中都有记述，但由于种种原因，谬误颇多，如清代学者杨伯馨在《沈故》一书中描述说：“旅顺水师营中有石刻一，长约今尺一尺二寸，宽半之，字三行。”其实“唐鸿胪井刻石”并非是一块石碑，而是一块巨大如驼的自然石块，长约3米、宽约3米、高约2米，重达90吨，根本不是尺寸见方的碑碣。这块大石整体呈褐色，左上角处刻有当年崔忻的题铭文字，此外，石块上还保留有明清两代许多文人墨客的勒石和题记。目前许多文博资料和一些博物馆都将“唐鸿胪井刻石”说成是一块一尺见长的碑碣，其实这是一个谬误，应予纠正，以免误导后人。

　　流落异域百余年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从俄国人手里“继承”了所谓的“满蒙权益”，在东北取得了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中东铁路长春以南路段(即后来的南满铁路)以及其他一些特权。日本人随即大批移民旅顺和大连，并设置了“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来管理旅大地区和南满铁路，“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也成为日本设在东北的大本营。在这个背景下，日本的一些所谓“满蒙”史学者在东北四处活动，进行文化侵略，而掠夺、盗窃中华文物“鸿胪井刻石”就是他们所犯下的罪恶之一。

　　日本占据旅顺以后，“鸿胪井刻石”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注意，一些日本人员随即来旅顺考察。1905年7月，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社评论员、东洋史学家内藤虎次郎以外务省特派人员身份来旅顺，“调查”清朝的文化遗产。期间日本海军秘密委托其对鸿胪井刻石进行鉴定，内藤等人专门写出《关于旅顺唐碑的调查》一文，认为该刻石是辽东一块稀有的唐代石碑，“此碑文于史有益”——这就是鸿胪井刻石日后被掳至日本的最初动因。

　　后来刻石被日军驻旅顺海军司令官富冈定恭用军舰运往东京，1908年4月，日本海军省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义将刻石献给日本天皇。和刻石一起被盗运走的还有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修筑的遮盖在刻石顶上的方形石亭，人们将刻石和石亭合称为“唐碑亭”。

　　修筑石亭的这位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是福建贵池人，原来曾在旅顺任职，甲午战争后再次来旅顺，见鸿胪井刻石风吹雨淋，十分心疼，修一石亭将其覆盖，又在刻石文字左侧添刻小字五行记之。这五行小字的原文是：

　　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未冬，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由于中国国宝被锁至日本皇宫多年，中国学者和百姓无缘见其真面目，只能从一些间接资料中了解相关情况。1967年5月20日，日本学者渡边谅有幸进入皇宫对刻石进行了仔细考察，渡边谅在《鸿胪井考》中证实，刻石如今保存在日本国东京皇宫的皇家庭院内，碑上有碑亭保护，碑亭被掠至日本的过程中，四根立柱已遭损坏，中间均有明显断痕。渡边谅在文中说，“原碑石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已在东京”，这件唐代文物流落异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也与历史典籍记录相吻合。

　　1911年，掠走刻石的富冈定恭在鸿胪井刻石题铭碑原来位置上，重新刻石立碑，并题写了“鸿胪井之遗迹”的手迹。在碑阴碑文中，富冈定恭极力美化自己的强盗行径，他这样写道：

　　唐开元二年，鸿胪卿崔忻奉朝命使北，过途旅顺凿井两口以为记验。唐开元二年距今实一千二百余年，余莅任于此地，亲考察崔公事迹，恐淹没其遗迹，树石刻字以传后世尔云。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 海军中将从三位勋一等功四级男爵 富岗定恭 志

　　至于富冈定恭为什么在时隔数年后才立碑为记，如今已不得而知。“鸿胪井刻石”遗址由于地处中国海军旅顺某基地深处，人迹罕至，所以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鸿胪井刻石”所经历的那段被掠夺、盗运、隐藏的历史。

　　其实日本人掠夺中国文物的历史由来已久，单说东北旅大一带，日本人将唐代鸿胪井刻石掠走后，有人发现另外一些重要的石刻也踪迹全无，究竟为谁所盗，明眼人一望便知。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曾到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调查，看到上京城内尽成耕地，所有石件俱被运走。后来他在《满蒙古迹考》中记道：“据闻明治四十年顷将此地之石送往日本内地作庭石者甚多，今竟不留一石础，仅能见石臼之破片，殊属可惜，故城之内，一无所见，白鸟博士当时发见之碑文已运往他处，当时曾掘得许多之古镜，今殆完全取去，已无可寻矣！”可见日本人盗走的不仅仅是“鸿胪井刻石”这样的重要文物，其他一些未知的文物更是数不胜数。

　　古人云：“欲灭其国者，先灭其史。”历史的教训不能遗忘，历史的悲剧不应重演。公式

(来源: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