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资料图)
人民网北京8月11日电 (陈苑、易潇)“将‘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列为中国民间向日本追索的第一件文物有两点原因,一是因为证据确凿,二是该文物被成功追索回来的可行性较高。”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被誉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童增今天在接受人民网文化频道采访时如是说。据童增介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日前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迅速归还所掠中国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索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在中华文化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该文物被追索回国可行性高
将“中华唐鸿胪井刻石”作为中国民间对日本追索的第一件文物,就是“要让日本皇帝知道,自己的皇宫里还存放着中国的文物。如果中国不要求,他可能就遗忘了。”童增认为,日本天皇在日本是“仁慈、和平”的象征,通过中国民间的不断努力以及中国政府的出面,日本天皇会顾及自己在国内外的声誉,因此,“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被追索回来的可行性较高。
童增也提到了文物追索过程中的一些困难,其中最主要的阻力来自日本政府。“但我们是站在道德与正义的至高点上,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向日本追索我们当年被掠夺的文物。”
中国要求日本返还文物有成功的先例可循。据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介绍,“1965年,在美国的协调下,日本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并签订《韩日协定》,依据此协定,日本向韩国返还了1430件文物;2010年,日韩再次签订了返还文物的双边协议,据此,日本又返还了约1000件文物。此外,在韩国民间与政府的努力下,几十年间,日本断断续续地向韩国返还了诸多文物。”
据了解,追偿战争中流失的文物,其实早有法律支持:根据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现代国际法归还文物的原则,任何因战争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且不受时效限制,不论时间跨度多大。另外,中国在签署《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文物返还的公约》时也曾声明,中国政府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的追索权利。
民间团体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童增告诉记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本次向日本皇室追索文物的行为得到了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与重视,“这次追讨文物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呐喊,我们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但仅凭民间团体来追索文物是不够的,要把文物成功追索回来,需要靠政府部门出面。”
霍政欣也表示,按照《中国文物法》规定,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从法律上说,只有政府才是追索文物的适格主体。民间追索仅能起到舆论与道义的支持作用。今后,要真正推动文物的成功追索,还需要中日两国政府之间通过谈判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云霞则认为,“民间和国家在追索文物上有着各自的舞台,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各有其作用和优势,在民间组织刚刚发出声音就谈政府介入还为时尚早。”
日本曾掠夺三百多万件文物
据了解,中国政府曾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文物至少360万件。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花费了近两个月时间,专门成立了文物追讨部,组织专业队伍,对日本所掳中国文物进行集中追讨。据童增透露,目前被列入追索名单的文物有很多,这些文物分散在日本的大学与博物馆中。他举例谈到,当年日军从南开大学掠夺了许多珍贵的书籍,目前它们被收藏在日本的哪一所大学里,我们都有详细了解。
“我们目前已收到信息,我们通过邮局向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寄送的信函已由对方签收,下一步,我们将通过电话,向对方确认信函是否已转交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童增向记者透露了本次追索行动的最新进展。除了通过日本驻华大使,中国民间向日本追索文物的渠道还有很多,“日本当地的进步学者,以及长期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学者,都在支持我们的行动,他们的支持也增加了文物追索成功的可行性。”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只是中国民间对日追索文物的一个开始,童增在采访中多次强调,“我们要追讨的,不仅是文物,更是一种国际正义;我们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诉求。”
背景资料:
史载,唐鸿胪井刻石本是一块重逾九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公元713年(唐开元元年),唐玄宗使鸿胪卿崔忻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使命完成后,崔忻原路返回长安,路经旅顺都里镇,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于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刻石一块,永为证验。刻石文字共29字,分3行自上而下自右向左书写:“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1895年,清军将领刘含芳修建四柱方亭,护卫刻石。1908年,日本军队将刻石、护卫亭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掠走,藏于日本皇宫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