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作家唯一要迎合的是自己

　　 原标题：麦家特情小说是我进入文学的捷径(图)

　　麦家，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出版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风语》等。《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解密》入选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是中国第一部被收进该文库的当代小说。麦家的小说具有奇异的想象力和独创性，故事传奇曲折，因而多被改为影视作品。由他编剧的电视剧《暗算》和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是掀起谍战影视狂潮的开山之作。

　　印 象

　　可信的作家

　　有个理想谷

　　麦家已经50岁了，或许是因为当过兵，他身板依旧笔直、精干，没有这个年龄男人惯常出现的隆起的小腹，手臂也很结实。一身大方得体的灰色衬衣配以蓝色牛仔裤，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近来流行的那种“大叔型男”。他说话语速不紧不慢，温文尔雅中又带着一种当过兵的人特有的真诚与爽快。如他所言，“我这些年跟读者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因为我是很赤诚的人。”

　　8月15日下午，记者在上海书展见到麦家。他携新版《解密》作客上海，与版权代理人谭光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一起畅谈《解密》在海外走红的经历，与读者分享了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经验。

　　很多和麦家齐名的作家早已在国外出版了小说，为此麦家曾感到自卑。“为什么别人的书可以不停地翻译出版，我的书就那么难？”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作品。但就在今年，麦家的书被全球最大的图书出版商之一——企鹅集团收录在当代经典系列。谭光磊介绍，“企鹅”的小说分为“经典”和“当代经典”，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都是当代经典系列作家，在麦家之前，入选当代经典的中文作家只有张爱玲。而企鹅“经典”收录的中文作家也只有鲁迅和钱钟书。

　　但正如麦家常常在小说里写到的那句话：“事情无疑就是这样可信的。”随着多个语言版本的《解密》在35个国家上市，他的书打破了中国作家在海外的销量纪录。著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这样评价麦家：麦家被誉为“中国的丹·布朗”，但除了他们的书同样高达百万的销量以外，两位作者似乎没有其他相似之处。从麦家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也能读到像彼得·凯里的小说那样被完全带入一个全新世界的神秘主义。

　　身为读者，相比麦家这个人，更关心的还是他的作品。因为，他在作品中所描述的秘密世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都是神秘的未知。他的写作如破译密码一般，凭借丰盛的想象、坚固的逻辑，以及人物性格演进的严密线索，告诉读者一个人如何在信念重压下承担命运。他的小说是叙事的迷宫，既是在求证一种人性的可能性，也是在重温一种英雄哲学。

　　每个作家对文学、对写作的理解都不尽相同。麦家说：“文学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宗教。每个人的内心都要有一种寄托，文学就是我的寄托。”身为浙江省作协主席的麦家，在写作的同时，还在做着另外一件大好事。在杭州市郊的午潮山国家森林公园南麓，麦家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一家书店，起名为“理想谷”。这家书店不单单是卖书、设咖啡座，更主要的是附带了一个“写作营”计划——由麦家甄选青年作家入住，免费提供食宿，给他们创造更纯粹的写作环境。麦家说，“在巴黎有一家莎士比亚书店，我建理想谷就是向莎士比亚书店致敬，把文学爱好者聚集起来，给有潜能但迷惘的年轻作家一个栖身之所。如果幸运，能从理想谷走出一个‘莫言’，也算是理想谷最大的成功了。这种精神上的供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当这种正能量的东西聚集在一起，也许能成为这个风景区的另一道风景。”

　　我和丹·布朗是石头和月亮的关系

　　记者：您曾经被称为“中国的丹·布朗”，您认同这种称谓吗，这种比较会不会让您觉得不舒服？

　　麦家：“中国的丹·布朗”这个说法，肯定是中国的“标题党”取的。中国的媒体一直很关注我，但是对我的作品也缺乏了解。我觉得，他们把我和丹·布朗联系在一起，可能是因为我写的是密码小说，丹·布朗写的《达·芬奇密码》，望文生义；另外一个方面，丹·布朗的小说很畅销，我的小说也很畅销。根据这样两个属性，给了我这个称呼。

　　对我来说，不管是“中国的丹·布朗”也好，谍战小说之父也好，他们说他们的，我觉得他们有这样说我的权利。想当作家，必须面临一件事，就是你的作品有可能是被人捧读，也有可能被人误读。被人捧读是他的权利，误读也是他的权利。读者内心对事物的认知是各种各样的，误读非常正常，没必要去纠正他。

　　相比而言，欧美国家从来没有说我是“中国的丹·布朗”，他们对我和丹·布朗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比较丹·布朗和我，是石头和月亮的关系，不搭界。他没说我是石头还是丹·布朗是石头，但可以肯定，我和丹·布朗不是沙子和石头的关系，因为沙子可以聚沙成石。我自己也认为我和丹·布朗完全不一样。

　　记者：相对而已，通俗的类型小说更吸引读者，纯文学更关注人类的命运，关注人性。您是横跨在这两类创作方式上的作家，怎么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麦家：我自己觉得，我的小说就是一个正常的小说，如果说有非常的地方，那也是我关注的点、写作的题材，和过往的纯文学关注的角度不太一样。也可以说，我拓宽了中国纯文学的疆域，这个领域以前从来没人碰触过。因为“破译者”这类人物太难写了，没有一定的生活经历，没有一定的耐心，很难写出来。我是因为命运的安排，确实和这类人打过一些远距离的交道，正因为远距离，他们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距离的美，这种美让我念念不忘。就像王家卫的那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个作家只要经常惦念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成为他笔下的东西，就像一个贼，经常惦念那个东西，那个东西肯定要被贼偷走。这是没办法的。

　　记者：您写了这么多“特情”小说，这些作品当然都很精彩，但是一直这样写，您自己会不会有重复感？

　　麦家：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有局限性，并不是什么都能写的。有的作家能写青春小说，有的作家能写武侠小说，有的作家能写农民题材的小说，我呢，我找到了“特情”这个领域，也算是旁门左道，算是我进入文学的捷径。如果让我离开这个旁门，去走正门，我肯定是走不通的。我曾经说过，我不想再写特情文学，一方面因为我写了很多，继续写下去恐怕要重复自己；一方面我现在想挑战自己，看我能不能开辟一个新的文学疆域。我曾经想写一个当代的爱情小说，已经写了三次，有一稿写了三万多字，现在全都删掉了。这个事情很奇怪，大家都经历过爱情，爱情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每个作家都会写爱情。

　　人类对文学的热爱终会卷土重来

　　记者：我们现在经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文学、小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有多重要？文学的存在，除了对作家自身有意义之外，对普通人日常生活来说，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麦家：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小说家，一个文学写作者，其实内心是一种挺凄凉的感觉。因为文学正在日渐离我们远去。过去我在电视台从事专业编剧，后来我的小说被大量改编成影视作品，我还是有半只脚在影视圈，所以深有体会。文学确实处于弱势，我们对文字的疏远，好像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化的问题。但我有时候又在想，这种疏远又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自己都很难、很难回答它。我总是在期待，我相信，因为文学终归是和心灵打交道的，人类终归是离不开心灵关怀的，我相信目前这种现状终有一天会结束，也就是说，人们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学的需求，终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记者：在您看来，作家到底是在为谁写作？您在写作时会考虑到读者阅读的感受吗？

　　麦家：作家经常说是为读者写作，其实作家只能为一个人写作，这个人就是作家自己。充分挖掘自己，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把一个真实的自己端给读者，才是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作家不需要去想自己在为谁写作，因为即使想通了，照样做不到。作家不要去迎合别人，而要迎合自己，尽量把自己有别于众人的、最独到的那一面表达出来。别人就会感到新奇，感到惊异，感到陌生。你有一个别人不太了解，别人身上也看不到的侧面，这个时候你可能很容易被别人关注，只有关注之后，别人才会了解你，喜欢你，或者厌恶你。厌恶也是一种关注。作家唯一要关心的是自己，唯一要迎合的也是自己，能够把一个深层的“我”，或者独到的“我”展现出来，才可能赢得读者的关注。如果你想有意识地为某一群读者去写作，这种选择都会有些问题。

　　记者：您觉得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麦家：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写作也是从大量阅读国外文学开始的，中国的古典小说我开始读得非常少。我可以说一句掏心窝的话，并不是因为我在文学圈，说文学好，中国的文学在这三十年里，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很多人对它有各种各样的质疑，但我将心比心，中国真的有很多优秀作家，有很多优秀的作品，虽然现在可能没有被世界关注，但和世界文学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这不是我夜郎自大，而是我在业内，我阅读作品的一种感受。

　　中国人有一种心态——渴望西方人承认，我也觉得这种心情很正常，我本人也是如此。中国文学怎么样才能走出去，能不能走出去？我认为，只要我们中国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规律，再往前发展三十年甚至五十年，那个时候，我们不来推广自己，欧美国家都要主动来看我们中国的文学作品。

　　阅读是作家的准备，写作是写作的老师

　　记者：您现在还经常阅读吗？您觉得阅读对一名作家的影响有多大？

　　麦家：我觉得我今天所有的一切，名利也好，内心的深度也好，智慧也好，不是谁给我的，而是阅读给我的。真的。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这么一个爱好，喜欢读书。这么多年来，我很多习惯都丢掉了，唯一保留下来的是阅读。其实根本不是保留，而是它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成了我生活的内容。书籍成了我身体外面的一个器官，我已经无法离开它了。我的写作就是从阅读开始的。不管对我，还是其他的作家来说，我觉得，阅读是一个作家写作的准备，没有好的阅读，无法开始创作，即便开始创作也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创作，可能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我经常说，阅读是作家最好的准备，写作是写作最好的老师。没有人能教会你写作。写作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你不停地骑上去，不停地摔跤，摔到某一天的时候，自然就会骑了。旁边你的父母怎么教你，怎么扶你，没有用。好作品都是用烂作品堆出来的，你今天有一部作品发表了，意味着你的抽屉里有很多废纸。作为一个作家，我首先是一个读者，这个身份让我的内心变得非常生动、饱满、细腻，我为此感到庆幸。

　　记者：您的书这么畅销，又都被改编成影视剧，可以说您已经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同时您也是浙江省作协主席，您还在继续坚持写作吗？

　　麦家：不管怎么样，我肯定是在写作，不管是当作协主席也好，浪得虚名也好，如果有作品支撑着自己，我觉得我就对得起自己。因为成了名，你去过名流生活，而放弃写作，那我觉得这也是很荒唐的。文学给了你名和利，你应该写出更好的作品，去还给文学。所以我一直坚持写作，而且会不停地写下去。我的小说之门自打开之后，似乎就关不上了。既然关不上，就死命地打开它吧，打不开也要打。

　　记者：请谈谈您的写作计划，下一部作品什么时候出版？

　　麦家：我觉得作家的写作计划都是零。我现在也不能说我的新作品是什么题材，什么内容，甚至也不能保证我的新作品能够有所超越。比方说我今天写了500字，第二天早上去看，不喜欢，肯定就删掉，这是一种家常便饭。更极端的例子，《风声》写到2006年年底的时候已经写了12万字，给责任编辑看了，我告诉他大概还有3万字就完成了。过完春节，我在丽江包了个房间，想冲刺一两个月，把最后3万字写完，交稿。但是到那儿的第一天，旅途的兴奋也好，高原反应也好，一夜没睡着，通宵未眠的过程中，我突然灵光乍现，我对《风声》这个小说有了一种全新的想法。我一方面为这个灵感的降临而激动，一方面又为此困惑。如果说我要接受这个结构，以往的12万字至少要删掉6万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然最后还是删掉了，现在读者看到的《风声》有三部，东风、西风、劲风。东风是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西风是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讲，劲风是个人的角度。我觉得这样写是比较有趣的。本来去丽江是要写结尾，但最后成了重新开始，一写就写了一年。所以说，一个作家谈自己的写作计划，可能是有点冒险。我很坦率地告诉你，只有当我的稿子经过我的编审过关了，被编辑认可，下厂了，跟读者见面了，这个作品才算真正完成。

　　记者：您在宣传新书时要经常接受采访，我想平时您也有一些社会活动要参加，这些事情会影响到您吗？

　　麦家：我这个人其实是很赤诚的。因为我家在农村，有一个庞大的乡亲的人群跟着我跑。他们认为，我一会儿上电视，一会儿领导请我吃饭，肯定我办事的能力很强，所以从小孩上幼儿园就来找我，一直找到大学毕业安排工作，甚至计划生育超生也来找我，家里违章建筑被拆也来找我。我也觉得很烦恼，但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人总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理想中的轨迹去走，人总是磕磕绊绊，痛痛快快，又苦苦难难地往前走，其实都是这样。以前没出名的时候，没人打扰，但那时候也为寂寞而苦恼。我想现在这样很正常，我接受。

　　麦家口述

　　《解密》西行记

　　《解密》这本书2002年出版，到今天已经12年。今年3月第一次译成英文，在美国、英国同步上市，引起强烈反响。为什么会这样？按我的总结，一个原因是出版社把《解密》作为重点书推广，出这本书的企鹅出版社是西语出版社里的头号，有品牌的号召力，有他们的资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强大了。

　　欧美国家的图书是这样，他们本国的作家一般首印只有两三千册，非常耳熟能详的，比如村上春树、丹·布朗，首印也就是两三万，因为开机无需那么多册。我的书开机三万册，是今年唯一首印这么多的一本。出版商在18条公交线上投放了三个星期广告，公交车车尾部、侧面都是我的书的广告，还有非常耸人听闻的类似“谁是麦家？世界上最成功的优秀中国作家”这样的广告语。广告语总是夸大的嘛。

　　《解密》英文版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后，很快又出了西班牙文版。我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到墨西哥的墨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到书店去看，我的书真的是头号畅销书的待遇，那些书都是金字塔式的摆放，有的书店在我的书上放一双筷子，或者一块沉香，告诉读者这是中国作家的书。

　　我从马德里乘高铁去巴塞罗那，在火车站等车，我自然去逛书店，店员认出了我，你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马上打电话给经理，经理大概在500米之外，她激动地跑过来告诉我，你的书卖了16天，已经卖了18本，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畅销。她原来只进了20本，现在决定进200本，让我在现场签名拍照。我到阿根廷的时候，出版社社长请我吃饭，说我的书已经进了排行榜的第二名，文学榜的第一名。

　　我一方面感到惊奇，一方面也很清醒。有些东西，不要说别人来复制我，我甚至自己的下一本书也不能复制。说句真心话，中国作家在海外的影响力还是蛮小的。我做了六场演讲，接受了107家媒体的采访，他们知道莫言，但对其他中国作家确实知道很少。我在演讲和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你们喜欢我的书，我当然高兴，但是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作家，不能说很多，至少有100个；像《解密》这样的书，至少有100本。对于中国文学，他们不了解，也不关注，现在我受到很大关注，不是说我有多优秀，而是我在合适的时候扮演了合适的角色。谁都知道，这30年来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崛起，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可以说无孔不入，我们的产品，甚至我们的财富，在世界迅速流转，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甚至他们的未来。当他们突然听到有个中国作家来了，其实真不完全是奔着我这个作家来的，他们很想了解中国的作家在关心什么问题，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心中的中国是什么样。我自己也觉得，个人的发展和国家完全是分不开的。我想我的书，如果是20年前，甚至10年前推出来，不管推到哪里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有时候就是命运，花开太早不见得是好事。

(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