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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莫言在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舉行的歡迎酒會上致辭。 新華社發莫言在瑞典學院演講 視頻截圖
莫言在瑞典學院現場演講
北京時間12月8日凌晨，中國作家莫言來到瑞典學院演講廳，向外界發表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現場座無虛席，各路記者嘉賓齊聚一堂。莫言身著黑灰色中山裝，面帶微笑准時出現在現場。全場起立鼓掌，歡迎這位新任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演講主題是“講故事的人”，他在演講中講到了母親，講到了高密東北鄉，講到了自己苦難的童年，而這些東西都成了他成年后創作的素材。
談母親
對大地，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莫言的演講以回憶去世的母親開始。
“通過電視或者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女。但有一個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之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莫言表示，自己的母親生於1922年，卒於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東邊的桃園裡。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隻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裡。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談創作
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
莫言說：“在《秋水》這篇小說裡，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於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
?談文學
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
在談到文學創作與社會的關系時，莫言說：“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字，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隻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於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
談爭議
如同一個看戲人看眾人表演
在演講中，莫言還談到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引發了一些爭議。他說，起初，還以為大家爭議的對象是自己，漸漸的，卻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這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鑽出來，擦干淨身上的臟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
莫言說，“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裡，更是如此。”
講故事
當眾人都哭時允許有人不哭
莫言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在演講的最后，他用三個寓意深刻的小故事作為結尾。
其中一個故事講道：“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裡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舍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裡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裡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多年之后，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在最后，莫言再次提點了本次演講的主題———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因為講故事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綜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