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頒諾獎：說書人莫言故事的魅力

　　“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裡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在上周五，中國本土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登上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的講台，宣讀他的那篇名為《講故事的人》的演講詞，並在演講詞中，視自己為世界上最俗的說書人。

　　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的講台，是全世界文學夢想者心目中的聖殿。歷代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即便不親登聖殿，也會留下一篇膾炙人口的致辭，發表他們對文學的理解來告誡后來者。在當晚，莫言仿佛一位中國的老說書人，用講故事的最俗方式，在聖殿完成自己的演講。在演講中，他自喻說書人，也講到說書人對自己的吸引，講到自己怎麼從給母親說書開始，進入說書人角色。

　　一句“說書人”，這到底是莫言對文學的謙卑態度，還是他如實道出了他的文學創作的本質？我想說的是，曾經有段時間，文壇視故事為先鋒小說寫作的大忌。似乎作品隻要出現故事就俗不可耐﹔誰不講故事誰就很先鋒。一時間故事成為先鋒和傳統的路標。小說競相比賽晦澀難懂，成為先鋒的標志。

　　在莫言看來，作家就是個說書人。隻不過作家用筆在紙上說故事，說書人用嘴對聽眾說故事。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生死疲勞》，沒有一部是晦澀難懂的。然而在當時，也沒有人把莫言排斥於先鋒之外。演講中，莫言說到《生死疲勞》，“小說中那位以一己之身與時代潮流對抗的藍臉，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我們鄰村的一位農民，我童年時經常看到他推著一輛吱吱作響的木輪車，從我家門前的道路上通過。給他拉車的，是一頭瘸腿的毛驢，為他牽驢的，是他小腳的妻子。這個奇怪的勞動組合，在當時的集體化社會裡，顯得那麼古怪和不合時宜……時過多年，當我拿起筆來寫作時，這個人物，這個畫面，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靈感遲遲不來，直到“當我在一座廟宇裡看到六道輪回的壁畫時，才明白了講述這個故事的正確方法。”

　　年紀稍大的人都知道，“六道輪回”曾被視為落后、腐朽幾十年，俗不可耐。而恰恰莫言將這種“俗不可耐”變為“六道輪回”的《生死疲勞》，表現“人的命運與人的情感，人的局限與人的寬容，以及人為追求幸福、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正像李敬澤所說，驢、牛、豬、狗、猴的“輪回轉世為小說提供了結構，也為全知視角提供了不斷變化的縱深”，可算代表莫言的文學高度。

　　詩人於堅，化俗為詩，創造經典的長詩《零檔案》。菌子、臭豆腐等等世俗中的物，在老作家汪曾祺筆下一一道出來，卻是大雅之作，人們爭相閱讀。至於歷史上被視為俗書的《三國演義》和《紅樓夢》，就更不待言了。

　　處在文學兩極的俗和雅，從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所謂大俗即大雅，大雅即大俗。俗雅之間總是在互相轉化，也總有一個平衡點，一個能吸引曹雪芹等披肝瀝膽四十年，也能讓讀者大眾讀得昏天黑地的平衡點。這個平衡點，也是莫言在他漫長的文學創作道路上所堅持的。

　　莫言面對媒體採訪時曾說，“我理解的普世價值沒那麼深奧，就是三個字：真善美”。講故事的莫言在演講的結尾講了三個故事，道出了人的選擇自由、人的尊嚴、人性的美和惡：企圖推他人於雷劈電擊絕境的，終死於破廟的坍塌﹔而被其強推絕境的“替死鬼”，反倒向死而生。

　　莫言最后說，“今后的歲月裡，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用他所熟悉的來自土地的語言講故事，這就是莫言的文學技巧。在今天這個時代，仍不乏很多純文學作家在探索小說的未來。我希望他們能夠找到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語言，寫出一部部屬於這片土地的故事，一個中國故事。

　　□李巍（《大家》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