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實錄：莫言恩師童慶炳揭秘莫言文學創作之路【4】

[主持人]:你給他指導論文的時候，您覺得是什麼樣的經歷或者什麼樣的事件造成他在1984年有這麼大的變化。

[童慶炳]:當時他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他學習了幾年以后有體會，他終於寫出一部小說《透明的紅蘿卜》，這部小說受到了當時解放軍藝術學院的主任徐懷中的賞識，把他推薦到中國作家1985年的第二期發表，從此他就成名了。所以1984年轉變，1985年，當他源於故鄉、靠近故鄉，開始寫故鄉的時候就開始成功了。但是莫言的論文與故鄉創作關系的理解還不僅僅是這一點，首先對故鄉有一個界定，這個界定非常重要，他認為故鄉是一個血地，他為什麼說是血地？他論文中說：作家的故鄉不僅僅是指父母之鄉，而是指作家在那裡度過童年乃至青年生活的地方。這個地方母親生你的時候流了血，這個地方埋葬了你的祖先，這個地方就是你的血地。這就把故鄉對作家創作的意義提到了極高的程度，這是莫言論文的一個很獨到的見解，是非常好的。莫言稱故鄉為“血地”，他認為創作有一個情感的根基，情感的根基就在你最熟悉的地方，最熟悉的地方就在童年生活的故鄉，這是論文的一個很重要的論點。他論文裡面還舉了很多例子，他說當你構思一個故事，最方便的寫法就是把故事發生的環境放在你自己的故鄉。孫犁在荷花澱裡，老舍在北京的小胡同裡，沈從文在鳳凰城裡，馬爾克斯在馬孔多鎮，喬伊斯離不開都柏林，我當然就是在東北高密鄉，這是他論文中的“源於故鄉”。他論文裡面更重要的一個思想就是說要“超越故鄉”，創作要從特殊性中突出普遍性。莫言雖然認為故鄉是文學的血地，但是他從來不把故鄉照樣的描寫，去寫真實的人、物、情、景，他不是這樣的，他是進行一種文學性的處理。

[主持人]:把真實的故事加以文學的處理。

[童慶炳]:進行一種夢幻式的處理，審美性的處理，這樣他就能夠從特殊性特點到普遍性，從個別性提高到一般性，從這裡就能夠揭示出某種規律、某種跟高密東北鄉，跟全中國人民各個城市、各個鄉村都相通的地方，甚至於和世界廣大的讀者的鄉村和城市都相通的地方，特別是人性、人情這些東西，他認為這些是相通的，所以他突出個別的，但是凸現的是普遍的東西，他認為要超越故鄉。

[主持人]:基於故鄉又超越故鄉。

[童慶炳]:他還提出超越要有思想的超越、要有哲學的超越，這種超越是很重要的。他最近的這部長篇小說《蛙》裡面是有思想超越、哲學超越的，在這個小說裡是揭示了一個思想悖論。正題，計劃生育是國家大計，是應該擁護的，是應該堅持的。他甚至有的時候站出來和外國友人對話，中國的土地就這麼一點點，我們的資源就這麼一點點，如果我們不計劃生育，我們就養活不了我們自己，所以計劃生育是必須的。同時又有一個反題，在計劃生育執行過程中，往往會有一些非人道、反人道的行為。強迫一些人做手術，強迫一些婦女比如說超生的婦女做手術。所以他的小說裡又寫了三個婦女之死，非常殘酷，這又是一個反題。正題能夠成立，反題也能夠成立，這變成了一種思想悖論。

[童慶炳]:這就是一種哲學，這就超越了他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