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漢傳奇》版權糾紛驚爆“好劇本難產”內幕

《楚漢傳奇》、《北京愛情故事》等都爆出了編劇與出品方的版權糾紛

　　制片方要量不要質 寫劇本要錢不要名———

　　翻拍、跟風、胡編、亂改，電視劇市場呈現一片粗俗的忙碌。在錢面前，制片方急功近利，劇作方見利忘義。大家隻對錢負責，卻沒人對觀眾負責。的確，有環境的問題，有體制的問題，但不管外界怎樣逼仄，無視觀眾卻是大家親自作出的選擇。然而，欠下的，總是要還的。觀眾再寬厚，也有扔下遙控器的權利。

　　原創少，創新難，國產影視劇劇本的困局已經嚴重影響了行業的生態健康。近日，中國電視劇編劇工作委員會悄然舉行了2013年第一期沙龍。去年下半年，廣電總局批准設立中國電視劇優秀原創年度劇本大獎,獎金高達1000萬元，沙龍的主題本是借此契機“如何讓原創劇本走出困境”，但是自由發言很快就跑題到對編劇來說更為現實的“如何維權”上，上至功成名就的大編劇高滿堂、劉和平，下到還在起步階段的小寫手，都有一把辛酸血淚史，近期頻繁曝光的編劇公開維權事件似乎也印証了個中矛盾的尖銳性。

　　但是，編劇的“弱勢”真的是“錢途”決定的嗎？除了知識產權的法律意識和保護措施薄弱，國產劇嚴重畸形的產業鏈要為中國編劇的囧境負多大責任？

　　“弱勢”：上半年寫劇本 下半年要稿費

　　電視劇行業其實不缺錢、不缺明星、不缺播出平台、不缺觀眾，最缺的就是好劇本。但是目前中國編劇的生存現狀非常不容樂觀，去年通過微博這一公共平台維權的編劇此起彼伏，冰山開始浮出水面。比如，李亞玲的《北京愛情故事》，譚嵐的《家有雙妻》，吳迎盈的《十指連心》，刀寒的《微愛時代》，汪海林的《楚漢傳奇》都爆出了編劇與出品方的版權糾紛。

　　與此同時，編劇維權確實面臨著非常實際的困難，除了微博上訴苦喊冤，得到同行的聲援，很難收回實質的權益。專門負責處理此事的編劇協會副會長、著名編劇劉和平說從去年開始，維權的官司明顯增多了，“很多公司拍攝根本不是奔著繁榮電視劇去的，是奔著數目去的，為了上市，今年必須拍15部、20部，后面就出現種種不規范，各種矛盾隨之產生，關鍵是出了版權的事他們還覺得隻要找到好的律師能把事情擺平……”各種“欺負”編劇、不尊重知識版權的案例也越來越惡劣，“有個編劇前面寫了十多集，從制片人，文學策劃，責任編輯，甚至老總都認可，后來來了一個導演說不認可，那你提出哪兒不好，然后要求編劇怎麼改？他不是，說隻有我姐姐才能改好，我說他四個字：豈有此理！”

　　編劇張曉芸說，現在編劇過的日子是上半年寫劇本，下半年要稿費。歸其根源主要是游戲規則決定的，“因為這不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事”，而編劇維權往往是個體告團體，非常不利，即便贏了，也付出非常多的代價。“我們國家的醫療官司以前是誰主張誰舉証。但是現在改了，是舉証倒置。就是病人告這個醫院，醫院舉不出它與這個有關聯，那麼就判原告勝訴。我覺得編劇維權是不是也可以舉証倒置。”編劇譚嵐說，這個行業裡所有的人，哪怕場工，都是利益共同體，“這個行業需要規范，從個人做起，尊重個人，這是最起碼的前提，因為法律不是萬能的，它真的是迫不得已的手段，在法律以外我們要規范的是行規。”

　　劉和平說，為了給同行提供維權支援，編劇委員會傷透了腦筋，“我們確實不願意得罪任何一家制片公司，都是兄弟，都是戰略合作，你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但是觀眾是你們的衣食父母啊，你們制造那麼多垃圾，觀眾也不會饒你。”

　　“自殘”：挂名總編劇 劇本找槍手

　　很多處在生物鏈底端的編劇會認為，他們才是最大的弱者，而像高滿堂、劉和平這樣編劇協會的“領導”早已跳出了受欺的泥潭，被制片方供著、搶著，可以強勢到不許他人改動自己的劇本。“不是這樣的”，劉和平說，當年寫《雍正王朝》，他嚴格按照史實寫了年羹堯西北大戰，但投資方提出要節約50萬，“能不能不打，我給你五萬”，當天晚上劉和平就把戲改了，“當然最后一份錢也沒給我，這就是制片方”。在劉和平看來，編劇本能的追求和保護原創，而制片方也有為了它的利益不惜降低質量來改動劇本的本能，“作品等於作者加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尤其當你把一個劇本交給一家公司或者一家電視台投資，人家拉出形來，然后要考慮投入市場，這中間就開始種種的社會關系都會進來，我們要用到最大的公約數。人家說高滿堂、我，絕對不敢欺負，其實我們也經常被人欺負，隻不過是主動讓人家欺負——你別開口，我知道你怎麼想，免得你到時候開口，搞得我更亂。”

　　不可否認，在急功近利的整個影視大環境下，編劇行業也有很多有違職業道德、同流合污的陋習存在，諸如雇槍手現象，有的一線編劇因精力有限隻當挂名總編劇，劇本找槍手寫，從而陷入粗制濫造搶快錢的泥潭不能自拔，最終也造成了與制片方矛盾的總爆發。因此，行業自律問題也在沙龍上被一些有正義感的從業者一再提及。

　　劉和平強調，“打鐵還要自身硬”，他說，公平公正是互相的，它是個約定。當你自己有能力，有底氣在約定的時間內給人家完成﹔當你完成不了，也給對方一些余地。“我也說句實話，時間簽得那麼緊，我真是不相信三十集半年就能寫完，我是沒那個本事。我們現在很多編劇，居然敢在委托合同上簽，三個月完成，半年完成。你一集一萬五千字，半年寫四十五萬字。當你這樣簽合同的時候，就不要過度維權。一方面編劇委員會要幫助編劇維權﹔一方面我們要告誡編劇自己，我們要認真地，努力地，刻苦地去深入生活，思考生活，去提升我們的創作價值觀，包括提煉台詞。真的寫到人家改不動了，沒人想主動改你的東西。”

　　模式：屈從於金錢 背叛了精神

　　目前，電視劇編劇的創作模式基本都是“委約制”，即根據制片方的委托定制來完成。在劇情設置上模仿熱播劇、在橋段設計上不吝洒狗血，常成為很多編劇在片方要求下的無奈之舉，委托定制雖有助於保証劇本投入拍攝，但往往會迫使編劇涉足自己未必擅長、沒感覺或不想寫的故事和情節，而且，制片方出於資金考慮總是力求保險，對創新缺乏動力，“制作方的要求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能不能盡快回籠資金，怎麼把一般的事情做到‘極致’，例如家庭矛盾、愛人死人都得很‘極致’，這些要求提出來之后，編劇就有些抓瞎了。”

　　參與沙龍的很多編劇都有一個共識，這種現行的違約模式對原創劇本非常不利，劉和平說:“我們編劇協會此前做過調查,委托定制的模式對編劇們的束縛太大了,大家都希望自己在創作時能夠過濾掉一些來自於電視劇產業鏈下游的投資方和電視台的不當干涉。”沙龍上，有位編劇引用羅曼·羅蘭的話與同行共勉，博得了滿堂掌聲，她說：“這世上隻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你看透了這一切，並且還能熱愛它。我們有血有淚，但是我們依然愛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