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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新觀察)

倫理小說:能否開出“救世良方” 創作傾向呈兩極分化

彭希聰

2013年10月15日08:32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手機看新聞

 

 

 

 

  從上個世紀90年代王海?著手倫理變遷的小說敘事到世紀初的《中國式離婚》,開啟了都市人們的家庭、情感和人際交往生活為題材的倫理寫作潮流。《新結婚時代》的出版更引發了家庭倫理小說的跟風。嚴歌苓、六六、王秀梅、焦沖、程琳、須一瓜、易清華、紅柯、閻連科、慕容雪村、鐘求是、許春樵等諸多新老作家,都寫出了值得關注的倫理長篇小說佳作。《新結婚時代》、《成長》、《蝸居》、《雙面膠》、《女人奔三》、《男人三十》、《窄門》、《屋頂上空的愛情》、《零年代》、《風雅頌》等,是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然而,面對這如火如荼的倫理小說創作,不禁引人反思,它應該傳遞怎樣的道德准則?賦予怎樣的價值判斷?它能否為社會開出“救世良方”?

  創作傾向呈兩極分化  

  寫家庭、愛情和人情,一直以來是中國文學的重要傳統,尤其是以人倫、天倫之變為視角,在道德震撼中寫故事,更是古代到現代諸多小說的寫作傳統。 

  倫理生活敘事總是在倫理價值體系發生重大變革的時候顯示其創作成就。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圖書評論》執行主編周志強稱,“總體來看,中國文學中的倫理敘事經歷了明清以來表達倫理生活變遷的‘市井傳奇體’、晚清以來表達社會倫理復雜狀況的‘文化啟蒙體’、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面對現代社會倫理沖擊的‘反思批判體’,一直到21世紀出現的‘都市新倫理小說’,倫理小說的發展脈絡還是比較清晰的。隻不過此前學術界較少從‘倫理’這個角度命名這個傳統。”

  相較於此前的倫理敘事,今天的倫理敘事有著很大的不同。周志強指出,首先,這些作品大多都是以現代中國都市為故事背景,呈現出文化巨變時代都市生活倫理的新現象、新矛盾、新問題﹔其次,作品主題總是關聯著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轉型、變遷時刻的觀念對立、情感沖突和欲望分裂的問題,關聯著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的個人生活領域的壓迫感、無助感、焦慮感﹔再次,作品還突出地塑造了各種被生活欲望擠壓、推動、折磨甚至摧毀的“小人物”形象。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評論家張檸卻認為,“目前倫理小說並沒有新的創作傾向”。就普通讀者來說,倫理小說如果人物形象過於復雜,反而突出不了它的倫理效果。因此,它的人物形象比較類型化、情節也會相對簡單、節奏也會相對快些。張檸稱,“對於這樣一個創作的潮流,我們現在以一種倫理道德訴求來總結它、規范它,可以說就是把它簡單化了,出現雷同是自然的事。”

  目前的倫理小說創作,往往陷入不能直面人生、不能發現真問題、不敢回答真問題的窘境,成為一種所謂的隻寫瑣碎、寫自我、寫女人的自戀想象的東西。周志強稱,“一些作家的作品,都存在這樣一種回到內心、回到過去、回到蠻荒的‘逃避情結’,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而諸如嚴歌苓、六六、王海?等作家寫作,我也抱有同樣的擔憂。六六的《心術》雖有問題小說之名,卻無問題小說之實,顯得輕飄飄。”

  文學作品的描寫往往會偏離社會生活狹隘的價值准則,對環境的復雜性和人物的多面化有所追求。

  道德准則要深廣追求

  美國備受尊重的編劇和寫作技巧大師克裡斯托弗·沃格勒曾大聲疾呼:“我們迫切需要好故事,這些故事不但要能夠給讀者帶來娛樂,同時也要包涵深刻的道德准則和生命的倫理指引,為一個更加健全的明智社會開出救世良方。”相對於影視劇本中所要求的“道德前提”,倫理小說是否應該具有類似的道德准則?

  “按照這個邏輯,我覺得當前中國的新倫理小說大致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用強烈的道德感來掩蓋對現實社會的貧乏認識,比如說六六的《蝸居》﹔一種是過多依賴良好道德來建構烏托邦的虛幻理想,如焦沖的《北漂三部曲》。這是當前中國新倫理小說敘事的根本性的缺陷。”周志強稱,“總起來看,我覺得小說的‘道德’應該分為‘小道德’和‘大道德’。那些強調卿卿我我或者鼓吹抽象的寬容博愛的道德,只是‘小道德’﹔而敢於揭露問題、呈現矛盾並深刻反省的作品,乃是‘大道德’。”

  張檸也稱:“文學創作的基礎上有一個正確的道德前提,作者是在這個基礎上開始創作的。如果我們的前提是錯誤的,比如說是反人類的、反文明的,這樣的作品或許會是比較陰暗和混亂的。但是,它的逆命題是不成立的。有了正確的‘道德前提’,不一定能夠從事文學創作,也不一定有好的文學作品。”

  其實,“生命倫理”和“道德准則”這兩個概念放在一起,是有沖突和矛盾的。張檸稱,“作家創作的真正矛盾就是來自這裡,普通大眾所認可的共同准則和生命自身所追求的價值准則之間是有沖突的。怎麼樣處理這個沖突,這是作家需要考慮的問題。此外,小說並不會開出‘救世良方’,凡是試圖為救世而寫作的創作都會失敗。托爾斯泰晚年就試圖救世,也就是文學上所命名的‘托爾斯泰主義’,一個好的作家創作是不可以說‘為了開出救世良方’而創作的。因此,文學作品應該超越社會倫理道德的局限性,它應該有更開放、開闊的視野,更深廣的追求。”

  “新倫理小說的作家們並不致力於對現代都市倫理生活的變遷進行大力批判,並試圖進行反思和矯正,”周志強稱,“而是更多地把這種新倫理背后中國社會的內在矛盾,用一種冷靜甚至冷漠的筆調,來呈現現代生活的沉重、缺陷、詭異和變形。”

  倫理小說會繁盛發展  

  普通讀者希望在無所適從的時代尋找到一根“救命稻草”,這可以說是倫理小說火爆的原因。一部優秀的倫理小說,應該在重新體驗熟悉的日常生活的過程中,發現並敢於面對造成生活內在的荒誕現實的真實原因。“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倫理小說會在市場需求的背景下快速並繁盛地發展。”周志強稱,“新倫理小說的價值不在於批判青年人的欲望分裂,而在於批判和反思造就這種分裂的資本機制。從個人生活的倫理變遷中透視和反思一個社會的內在矛盾和這種矛盾與我們私人生活的相關性,這是倫理小說在當前的歷史使命。”  

  同時,張檸也指出,“如果一個作家通過創作來展現倫理教育功能,這樣的文學作品是很少具有讀者的,我們不需要文學作品來詮釋倫理道德。我們說文學具有娛樂、教育等等功能,實際上,它最核心的、最本質的還是審美功能,也是文學自身的功能,更是某一個歷史時段的‘局限觀念’所無法涵蓋的東西。” 

  倫理教育功能只是倫理敘事作品的附加功能,它更多的是讓讀者的大腦和心靈透出無限的空間,讓讀者的心靈變得更有包容性和多樣性,它所做的是通過文學的詞語和符號把讀者的生命喚醒。畢竟,文學最重要的價值始終是審美價值。

(責編:值班編輯、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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