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14日,習仲勛與齊心合影留念。 資料圖
人民網北京10月18日電 (陳苑)《人民日報》刊登了習仲勛夫人齊心“憶仲勛”的文章,文中寫道“仲勛離開我們已1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間,與他相依相伴的往事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在仲勛百年誕辰之際,我想寫一些和仲勛共同工作、生活的往事,以此表達我對仲勛的無限懷念。”為紀念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人民網文化頻道特精選《習仲勛傳》(下)中的部分章節,為您揭秘習仲勛同志鮮為人知的家庭生活與家風,講述他與夫人齊心風雨相伴,對孩子言傳身教,用一言一行影響著家人的故事。
夫人齊心憶與習仲勛第一次見面
習仲勛夫人齊心在《憶仲勛》一文中描寫了她與習仲勛第一次見面的情景:
我第一次接觸仲勛是在1943年。當時西北局從延安大學中學部抽調一批青年同志到綏德師范(簡稱綏師)和米脂中學以學生身份開展工作,我是主要帶隊人(黨支部書記)。在我經西北局到綏德地委轉黨的組織關系時,在綏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觀大院裡,看到牆上貼著嶄新的標語,上面寫著“歡迎習仲勛同志來綏德地委主持工作”、“學習習仲勛同志的優良品質和作風”等,這時我才知道仲勛是新任綏德地委書記。由於綏德地區是1940年剛開辟的新區,加之綏師一些學生對共產黨缺乏認識,政治思想比較混亂。那時,我被編在綏師思想最活躍的秋三四班級學習並擔任黨支部書記。當時,學校發生了“貼黑頭貼子”(寫匿名信貼在校內牆上)、“打石頭”(教員楊典被石頭打傷)等案件。而此時正值陝甘寧邊區開展防奸運動,綏德地委對案件十分重視,不僅派地委宣傳部長李華生同志來學校蹲點,作為地委書記的仲勛還親自來綏師作相關報告。就是在這次大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仲勛。我和仲勛的直接相遇是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個星期天,我正從雕山書院女生集體宿舍經教室走過來,突然看到迎面走來的仲勛,我趕緊給他行了一個軍禮。他看到我,微笑著點了點頭,便走了過去。
隨著防奸運動的深入和受“搶救運動”的影響,一時間,“特務如麻”的陰影和“逼供信”、“假坦白”的氣氛籠罩著綏師,全校學生不被懷疑者所剩無幾。學生家長對此意見很大,甚至對黨不滿。這引起了綏德地委和仲勛的重視,決定把綏師作為領導綏德地區整個部署的重點來抓。為了加強領導,調原綏德縣委書記宋養初來校任黨總支書記,黨總支派學生黨員代表到地委請示匯報工作。這時,仲勛親自接見了我和白樹吉。在仲勛宿舍兼辦公室的窯洞裡,我第一次看到挂在牆上的毛主席給他的親筆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題詞是用毛筆寫在漂白布上的。談話中,仲勛用深入淺出的話語提醒我們,應該對在“搶救運動”中出現的偏差進行抵制。他循循善誘地對我們說:“如果這樣下去,連你們幾位也會被懷疑。”他讓我們協助黨組織總結經驗,實事求是地做學生的思想工作,幫助黨組織扭轉“假坦白”造成的混亂局面。仲勛的話使我豁然開朗,明確了方向。同時,仲勛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態度以及獨特的語言魅力,令我十分敬佩。
為了安定人心,挽回不良影響,仲勛邀請學生家長到綏師,做他們的思想工作,並召開有學生家長參加的校內外3000人干部群眾大會,進一步宣傳黨“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防奸政策。從那以后,綏師的運動逐步走上了穩妥健康的軌道。隨后,順利地轉入審干整風階段。
在仲勛的直接領導下,綏德地區審干整風的甄別工作進行得扎實、果斷、有力。仲勛在作整風報告時說:“對黨要忠誠,不要說假話,說假話就會起到破壞運動的作用。”他還說:“我們黨講黨性,我看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他寫報告給中央和西北局,建議立即停止“逼供信”,糾正“左”的偏向。這在當時的形勢下,是要冒政治風險的,實屬不易。
在綏師防奸運動中,我經常作為學生代表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運動后期參加綏師黨總支工作,擔任總支委。由此我和仲勛在工作中接觸的機會就增多了,彼此增加了了解和信任。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談起婚姻大事。他寫信說:“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要解決好”。他請李華生、宋養初和我談話,介紹他的情況。仲勛還告訴我,何長工同志(我在太行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學習時的老校長和抗大總校工作時的教育長)曾寫信向他介紹我。仲勛讓我寫了一份自傳直接交給他。當時的我,用我姐姐齊雲的話說“是一張白紙”,因此,自傳也就寫得相當簡單。有趣的是,當仲勛看到我為早日參加革命隊伍,曾盲目地從家裡偷跑過兩次而都被父親追了回去的敘述時,笑著說:“我年輕的時候也和你一樣。”但在當時,我對仲勛的歷史還不了解。他只是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他是陝甘邊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不久,經組織批准,我和仲勛在綏德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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