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魯迅“告倒”章士釗始末

　　史飛翔●夕花朝拾

　　魯迅與章士釗都是1881年出生，章士釗比魯迅大半歲。魯迅與章士釗雖是同齡人，但兩人思想分歧卻很大。分歧首先表現在對待新文化運動的態度上。魯迅主張文學革命，倡導白話文，積極推行新文化運動，章士釗則提倡尊孔讀經，以“捍衛國粹”之名極力反對新文化運動。雙方各執己見，以至於打起“筆仗”。

　　魯迅與章士釗一度曾為教育部同事，但是一個是社會教育司的僉事(科長)，一個是高高在上的教育總長，按說不會有什麼交集，但是，“女師大學潮”卻使兩人尖銳地對立起來了。1923年，應好友許壽裳之邀，魯迅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任國文系兼任講師。1925年初，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學生因不滿校長楊蔭榆，遂於1月18日發動“驅楊”運動，宣布從即日起不再承認楊蔭榆為校長，由此引發了一場“女師大學潮”。許多教授、學者都卷了進去，時任教育部僉事兼女師大講師的魯迅堅決支持學生舉動，這自然引起了教育總長章士釗的不滿。

　　起初，章士釗對魯迅採取拉攏和說服。他派人勸說魯迅“你不要鬧，將來給你做校長”，魯迅斷然拒絕，這讓章士釗十分惱火。章士釗一看軟的不行，便來硬的。他以魯迅身為教育部官員，竟然參與學生鬧事，並任維持會總務主任，支持學生對抗政府等為由，於1925年8月12日呈請段祺瑞政府免去魯迅教育部僉事的職務。段祺瑞收到章士釗呈送公函的當天，就下令照准了。這樣一來，在教育部干了14年，多次受到嘉獎的魯迅就被免職了。

　　魯迅被免職后，許廣平等學生來看他。魯迅靠在躺椅上說：“章士釗將我免職，我倒並沒有你似的覺得詫異﹔他那對於學校的手段，我也沒有你似的覺得詫異。因為我本就沒有預期章士釗能做出比現在更好的事情來。我們看歷史，能夠根據過去推知未來，看一個人的已往的經歷，也有一樣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種無端的迷信，將章士釗當作學者或知識階級的領袖看，於是從他的行為上感到失望，其實是作繭自縛。”隨后，魯迅寫下了《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和《紀念劉和珍君》兩篇檄文。文章中，魯迅用火一樣憤怒的語言斥責了章士釗的劣行，指出其是一隻必須窮追猛打的“落水狗”。

　　除了撰文聲討，魯迅還拿起了法律武器。1925年8月15日，魯迅向平政院起草了一份起訴書，狀告教育部總長章士釗，魯迅在起訴中抓住“程序違法”大做文章。按照當年的懲戒程序，須先備懲戒文書交付“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進行審查，章士釗雖然在呈函中說“補辦”，但畢竟沒有先行這一步驟。魯迅緊緊抓住章士釗違反程序和認定超前的錯誤，這就為推翻章士釗呈請的“免職理由”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收到魯迅訴狀副本后，章士釗作了書面答辯，答辯狀甚長。章士釗羅列了魯迅的許多不端行為，陳列了一通處置有理的辯說，但卻絲毫沒有詮釋程序違法。章士釗以教育部的名義，在答辯狀中委婉地承認“補辦”的確存在“程序違法”的瑕疵，但他辯解說，當時女師大形勢危急，不採取處分魯迅的果斷措施，其他人可能跟著起哄，學潮不容易平息。他還在答辯狀中詳細描述了魯迅的所作所為，認為魯迅的言行與教育部職員的身份嚴重不合，暗指將魯迅免職“實體”上是“合法”的。該答辯傳交魯迅后，魯迅又進行了反辯。魯迅說，章士釗所列諸項指控隻能算教員魯迅的行為而非官員魯迅的行為，“在部則為官吏，在校則為教員，兩種資格各有職責，不容牽混”。魯迅反駁的另一條理由，是說他本人收到校務維持會委員委任狀為8月13日，而章士釗呈免職狀則在8月12日，未任先免，該罪項不能成立。魯迅之所以能扳倒章士釗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平政院是袁世凱統治時期開始設立的行政裁判機關，負責彈劾和審理違法官吏，類似於前清的御史台。章士釗自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頒布之時起，就反對設立平政院，主張官民一律受制於普通法院。正是章士釗反對設立的平政院，讓章士釗輸了官司。

　　1926年3月16日，平政院判魯迅勝訴。23日，平政院下達了“教育部之處分取消之”的裁決書。裁決結束后，按照法律程序，還需要呈最高當局批准。1926年3月31日，國務總理賈德耀簽署了給教育總長易培基的訓令，批准撤銷教育部對魯迅的處分。但是，實際上此前章士釗已經離職。1925年11月19日，章士釗在北京魏家胡同十三號的家被廣大群眾和學生搗毀。章士釗無暇顧及與魯迅的官司，匆匆逃到天津，他的教育總長職務隨之也被免去。

　　章士釗的女兒章含之說，她小時候有一次曾氣沖沖地跑回家去責問父親當年為什麼要迫害魯迅，鎮壓學生？章士釗異常平靜地對女兒說：“一個人的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現在對你講，你聽不懂，也聽不進去。我和魯迅之間，有些事情是誤會。以后你長大了自己去讀歷史，自己去判斷吧！”

　　章士釗晚年談起魯迅與他之間的芥蒂時，頗有風趣地說：“哪裡有這麼多文章好做喲！魯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很可能是朋友呢！”他笑著說：“我和魯迅硬是有緣！”

(來源:濱海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