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胡風與病中的聶紺弩完成"三人同照一張相"的夙願

　　◎曉風

　　出場人物：

　　胡風（評論家、蒙難入獄二十多年）

　　馮雪峰（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錯劃右派）

　　丁玲（作家、曾任《文藝報》主編、錯劃右派）

　　樓適夷（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

　　蕭軍（作家）

　　邵荃麟（原中國作協黨組書記）

　　周揚（原中宣部副部長）

　　2012年11月，由北京魯迅博物館主辦，在長城腳下的長城賓館召開了“紀念胡風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我的幾個朋友邵濟安（邵荃麟之女）王存誠夫婦、周艾若（周揚之子）、馮夏熊（馮雪峰之子）也應邀參加了會議，並做了熱情洋溢的發言。在小組會討論時，有與會者好奇地問道，你們是怎麼走到一起來的？言外之意當然是，你們的父輩間有著若干恩恩怨怨，怎麼現在竟然友好地坐在了一起？

　　其實，我的這一“朋友圈”裡還有不少人呢。除我和老伴宋哲以及上面提到的三家外，還有樓遂（樓適夷之女）、蕭耘（蕭軍之女）王建中夫婦、田大畏（田漢之子）、蔣祖慧（丁玲之女）等，共有十來個人。最近幾年來，我們每年差不多都要聚會一次。海嬰在世時隻要有空也會偕夫人馬新雲來參加。遺憾的是，他和田大畏已相繼早逝。現在，年齡最大的周艾若八十八歲，最小的樓遂也有六十多了。我們這些老頭老太太們，每次聚會可高興了，有著說不完的話，以至分別時仍意猶未盡，相約著次年再聚會。2010年3月間，為紀念左聯成立八十周年，我們一行在參加了上海舉行的紀念活動后，又由上海魯迅紀念館的同志們安排和照顧，去尋訪當年前輩們的足跡，在紹興、常州、義烏等地參觀訪問，數日的相處進一步增強了我們之間的友誼。

　　說起來，我的父親胡風和他們的父（母）親都是左翼文學家，同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他們的斗爭目標都是黑暗的舊勢力，無一例外都是從青年時起就立志為中國的新文學事業而奮斗終生，雖然彼此間有文藝理論上文藝思想上的分歧，但他們理應有正常的戰斗友誼。不過，在“左”的思潮控制下的年代，在那運動不斷的年代，他們間的友誼被扭曲了，正常的論爭變成了“批判”和“運動”，彼此間不僅有隔閡、誤解，甚至互相損害，導致了一些恩恩怨怨。整人，被整，輪回不已！

　　這裡，我想結合我們這些人交談中的回憶，以及我所了解的史實，簡單回顧一下我所知道的這幾位前輩的關系，他們的合作情況及其演變的歷程。

　　悼馮雪峰，胡風發出一封三百字的長唁電

　　馮夏熊曾不止一次回憶，他還是小男孩時（他和我哥哥曉谷同歲），由父母帶著去我家，坐車時短褲被剮破了，我母親拉著他，親切地直接用針線就在他身上縫補好了。這一場景他一直難以忘懷。是的，我們兩家的交往是很早的。父親還在上中學時，就開始接觸到雪峰（為方便起見，我在文中對這些前輩就直呼其名了）和其他湖畔詩人的詩歌。雪峰雖比他還小一歲，但那時就已以“湖畔詩人”著稱於世了。他們的詩得到了父親的喜愛，引發了他也開始學著寫詩，從而啟動了他作為詩人的征程，這些最早所寫的詩后來收入了詩集《野花與箭》。1979年他在為雪峰所寫的唁電中曾坦承雪峰是“我個人青年時期的詩情誘發者”。

　　在日本留學期間，他與雪峰開始了通信交往，1932年冬他曾回國一次，首次見到了雪峰。他們同是農民的兒子，同樣是靠鍥而不舍的奮斗走到“外面的世界”來的，又都愛探討文學理論。既有共同的語言，又有著同樣倔?的脾氣，兩人談得越發投機，自是相見恨晚。也就在那一年，剛滿18歲的母親參加了左聯，和她談話的領導正是雪峰。他的嚴肅認真和長者風度，使她感到這是一位可尊敬、可信任的領導人。

　　到1933年夏，父親被日本警方驅逐回國。他在日本時就已是日共黨員，但回國后文總方面始終沒有承認他的黨籍。后來，雪峰曾三次通知父親說“你已是黨員了”，但又兩次告訴他說“黨內更難搞，還是留在黨外好些”。他體會到雪峰的難處，也就沒說什麼，甘願做一個“黨外布爾什維克”。他信任雪峰為黨內的領導，一切聽從他的安排，力所能及地為黨做些工作。著名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就是由他們兩人商議后得到魯迅先生同意提出的，魯迅的喪事也是由父親在雪峰的領導下做具體工作的，后來更是在雪峰的領導下主編了《工作與學習叢刊》。抗戰后期，雪峰來到重慶，客居作家書屋。二人再次相聚，常在一起閑談。談到文藝方面的一些問題都有同感，因此，這一時期兩人的交往最為友好融洽。

　　解放后由於種種原因，兩人有所隔膜，但總的來說相處還是友好的。1953年父親在北京買房時手頭缺錢，雪峰還主動借給了他一大筆錢。在與雪峰多年的交往中，父親對他的某些做法有意見有看法，時有微詞，甚至在私信和日記中譏諷他。現在看來，主要是由於他不理解雪峰處於“組織”內的身不由己，才產生一些不必要的誤會。盡管如此，他在大的方面對雪峰一直抱有敬意，評價極高。

　　1979年在成都，父親雖恢復了自由但尚未正式平反，當得知第四次文代會后要開雪峰的追悼會時，雖然收到通知已晚，但他還是趕著去發了一份三百多字的長唁電（第二天，又修訂補發了一次）。在唁電中，他高度評價了雪峰作為詩人、魯迅和黨的聯系人、文藝理論家和作家的歷史功績。其實，在發唁電的兩個月之前（1979年9月13日），他就曾寫信給樓適夷，為雪峰的離世感到遺憾和不公，談到要公正評價雪峰還他以公道的問題。

　　接信后，適夷感到此事重大非自己所能處理，便將信直接轉給了當時的中組部部長胡耀邦。

　　丁玲始終為1955年所寫的表態文章感到內疚

　　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父親就讀過丁玲的小說，評價很高，曾想寫一篇讀后感似的文章，連要點都寫好了，只是未及完成。裡面對丁玲早期的四篇作品《夢珂》、《莎菲女士底日記》、《暑假中》和《阿毛姑娘》都予以評介。他稱《莎菲女士底日記》“是民主革命失敗后的最悲痛的呼喊，她是抱著向光明的飛躍的心對著污穢的現實人生痛哭了的。”這份要點他一直保存著，直至被公安部抄走后又發還，幾年前經我加以整理后收入《胡風全集補遺》（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也是在1932年冬回國那一次，父親與丁玲認識了。二人雖是初次見面，但感覺跟老熟人一樣，后又受丁玲委托找丘東平談話，試圖打消東平出國留學的念頭留在國內工作，雖然沒能說服東平完成任務，但從此他卻和東平建立起了友誼。到1934年六七月時，雪峰又交給他一個任務，那就是到車站去接從南京軟禁中借口就醫來上海的丁玲。因胡風是丁玲的熟人，丁玲可以放心接受他的安排。接到后，他按雪峰的意思安排了她的住處和就醫等事宜，直到她回南京。

　　抗戰期間，身在延安的丁玲常給在重慶的父親來信，敘說自己的生活和心情，幽默風趣，並寄來一些稿件。父親在所編的《七月》和《希望》上發表了不少她的文章，還編印了她的小說集《我在霞村的時候》，按丁玲的囑咐將稿費寄給她母親作為生活費。

　　為了安全，丁玲曾將珍藏的毛澤東寫給她的詩詞手跡特意寄給父親托他保存。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幾段記載：

　　“1938.12.18——丁信說毛歡迎我去延安，但她以為還是在這裡辦《七月》的好。”

　　“1939.7.3——過華中，得丁玲寄來一包稿子，田間底詩和雪葦底論文，M氏手寫的舊詩詞。”

　　“1939.9.4——得丁玲信，問‘丁玲型的女人是什麼樣的女人呢？’”

　　老友的信任，令父親十分感動，他將毛澤東的手跡詩詞放在隨身的小皮包夾層內，無論是躲避日機的轟炸還是在香港淪陷后的逃難途中，他一直小心護衛著，毫發無損。

　　1949年初，父親離開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繞道香港來到東北解放區。在沈陽見到了丁玲，十多年后相見，她比在左聯時顯得成熟和干練多了。她對父親談到毛澤東《講話》成文的經過和解放區文藝的成績，說解放區文藝雖然粗糙，但卻是為了工農兵的。她把《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版本拿給父親看，訴說著創作時的困難，想聽聽他的意見。他聽說，周揚反對出版這部小說，因為裡面的戀愛是“反階級”的，但毛澤東卻說這作品好，周揚的看法是錯的。所以最后還是出版了，並取得了成功。祖慧還記得，我父親隨中央來到北平住在北京飯店時，她曾隨母親去看望過。

　　父親曾在1950年1月1日給母親梅志的家書中寫道：“在這當局文壇，她還是一個可以不存戒心談談的人，也可以說對我很好罷，但我也沒有心情接近她。她回來后我隻去過一次，為了看她的母親。”此時的丁玲，已身處文藝領導人的身份，與父親的關系產生了微妙的變化。艾青那時曾給她起了個“鳳姐”的外號，父親后來在私信中也便隨著這樣稱呼。記得1953年我家在北京定居后，曾在新家請她來吃飯，她還送了一個帶紗罩的景泰藍花瓶式的台燈作禮物（這個台燈現陳列在現代文學館的“胡風書房”）。那天，著名作家丁玲給我這個中學生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雍容華貴、談笑風生”。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父親平反並與她成為鄰居后，我見到她的次數便多了，她的風度依舊不減，並且干勁十足。

　　1955年胡風一案發生，丁玲在嚴峻的形勢下，不得不寫了一篇表態文章《敵人在哪裡》，在《人民日報》發表。就這樣，仍是在劫難逃，雖僥幸未被牽連進“胡風”一案，卻被打成了“丁陳反黨集團”，成了這一“集團”的頭子，遭遇了二十多年的厄運，直至1980年才迎來了轉機。上面所說毛澤東寫給她的詩詞手跡，經過一番周折也隨我家的平反被發還，回到了我們手中。母親寫信告訴了她，她讓祖慧夫婦來我家取走，這才真正“物歸原主”了。

　　丁玲的歷史“問題”於1984年徹底平反后，她馬上告訴我母親，鼓勵我父親也抓緊向中央提出申訴，以早日解決1980年平反文件中留下的“尾巴”。遺憾的是，胡風及胡風一案的徹底平反要直到他去世三年后才得以實現！

　　丁玲始終為她在1955年所寫的那篇表態文章感到內疚，在父親去世后不久，她曾設法找到那篇文章，想據以寫文表達內心中對老友的歉意，可惜終因病重不久后便去世了，未能了此心願。

　　樓適夷急人所急，自告奮勇出面証明

　　樓適夷，與我父親也是早在1932年就認識的。當時父親在東京，在留學生中間組織了進步文學團體，並出版油印的左翼刊物，另一留學生團體與他們間有誤會和矛盾，他便趁有事回國之際向左聯領導匯報，左聯文委派樓適夷隨胡風前往調解，他們二人同船前往，為安全起見，互相裝作不認識，到岸后再一起活動。適夷在東京期間被稱為“適代表”，父親為他作翻譯。適夷不但為兩派學生解決了矛盾，也利用此機會了解到日本左翼文學的一些活動情況。

　　當父親因受日本警方驅逐回到上海后，與適夷的聯系更緊密了。我父親與母親的第一次見面，就是由適夷帶我母親來到父親暫住的左聯盟員韓起家中見到的（到了八十年代，適夷還戲稱自己是我父母的“紅娘”，開玩笑說要母親補請吃喜酒呢）。這之后，父親與適夷因迎接馬萊反戰調查團的事，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此工作由雪峰領導，而一些書面文字，則由雪峰聯同胡風和適夷一道來編定付印。

　　到了1938年初在武漢，父親日記中關於適夷的記載多了起來，因為二人都應約在《新華日報》上編副刊，共編了四期。這是二人的又一次合作。后來適夷去了香港。

　　直到抗戰勝利父親回到上海后，二人重逢，並又有了工作聯系。正如適夷在《記胡風》中所述：

　　“我很感謝，在那一段時間，他對我工作的支持。當時我在蘇聯辦的中文報紙《時代日報》工作，擔任一個叫‘文化版’的副刊編輯。……在編輯上第一個大力支持我的是胡風。報社一位青年記者（即顧征南，胡風日記中作‘黃水’——曉風）老往胡風那兒跑，每次從不空手，總是帶來好些文稿，供我選用，用不著為發不出稿子發愁。這些稿子大部分是有分量的文學小評論，有的評論還相當尖銳。……”

　　1947年，適夷由上海到香港，與周而復共同創辦《小說》月刊。自1948年3月份起，香港由中共領導的刊物《大眾文藝叢刊》第一、二期連續發表了針對胡風文藝思想和路翎小說的“批判”文章。文章的作者是父親的老友邵荃麟、胡繩、喬冠華等。它們批判了父親的幾個主要論點，但是卻歪曲了他的原意，並將路翎的小說說成是一無是處的小資產階級作品。父親當然不能同意他們的批判調子。作為回答，他寫了長文《論現實主義的路》，在離開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赴香港后，由留在上海的母親設法出版了。

　　父親到香港后，適夷遵照邵荃麟的指示，來“幫助”胡風。這就是適夷在《記胡風》中所說的一段：

　　“……在香港工委管文藝工作的邵荃麟同志把我叫去，告訴我：‘全國快解放了，今后文藝界在黨領導下，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十分重要，可胡風還搞自己一套，跟大家格格不入，這回掀起對他文藝思想論爭，目的就是要團結他和我們共同斗爭。你同胡風熟悉，你應該同他談談！’

　　“這是一個重要使命，我當然是堅決執行，保証完成。我特地把胡風請到我九龍郊外的我的寓所裡，和他整整談了半夜。‘左聯’后期工作中一些內部分歧，發展到‘兩個口號’的論爭以至‘左聯’的解散，我都不曾親身經歷，所知有限，但以為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勝利，連整個抗日戰爭都打贏了，那些事情早已成為過去，文藝思想是學術思想上的問題，大家在黨的政治領導下，不會有解決不了的矛盾。這一晚的談話，大部分是我談得多，他說得少。我談得很懇切，很激動，他看著我一股真誠的樣子，只是微微地笑，很少答腔。看來我的話其實沒有觸到點子上，當然說服不了他，使命算是失敗了。”

　　適夷明白自己“幫助”不了胡風，為了響應荃麟的號召，他隻好寫了一篇批判路翎小說的文章。

　　1950年，適夷在出版總署工作，熱心地要出版母親的兩本童話詩（即《小紅帽脫險記》和《小面人求仙記》），並說這樣的書就應該由國家書店出版。稿子交給他了，不知道經過怎樣的過程，嚴重到了非送文化部審查不可。最后由文化部藝術局編審委員會提了幾條公式主義的意見退回來了。適夷本來是想做件好事，出版少兒讀者歡迎的一本好書，但結果卻沒能辦成，這成了他的一件憾事。

　　這之后，父親母親度過了“非常”的二十多年。在父親剛恢復自由的1979年，首先與他通信的老友中就有一位適夷，十分關心他的情況。父親回到北京后，適夷也是首先來看望他的老友之一。甚至對母親的離休，他也給予了幫助。母親曾在回憶文章《胡風和我共同的朋友樓適夷同志》中表達了感激之情：“到我因離休問題需要同代人的証明時，有人明明能証明我的資格卻不予理睬，還是他急人所難，自告奮勇証明了我是1932年的左聯盟員。這又一次體現了他的正直和善良。”

　　1985年6月8日，父親病逝。1986年1月15日，在八寶山舉行了隆重的胡風同志追悼會。適夷手書挽聯“諍言三十萬風骨足千秋，巨筆見忠悃江河萬古流”，高高張貼在大廳門口橫楣上。字跡遒勁有力，評價誠摯適當，引得不少人駐足抄寫或拍照。

　　這之后，適夷寫了長篇回憶文章《記胡風》，深情地回憶了與胡風長達幾十年的友誼，發表於《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4期，后收入我主編的《我與胡風——胡風事件三十七人回憶》中。

　　蕭軍、胡風與病中的聶紺弩完成“三人同照一張相”的夙願

　　每次我們活動時，隻要有蕭耘在場，大家就笑聲不斷，氣氛頓時活躍多了。她和王建中的夫妻對唱《信天游》更是受到大家歡迎的保留節目。她的爽朗和熱情常讓我想起父親和蕭軍幾十年的友誼。

　　1949年初，父親繞道香港來到東北解放區。不久，與老友蕭軍見面。蕭軍一見到父親，這位倔強的東北漢子便忍不住流下了眼淚。想當初，他和蕭紅從東北跑到上海，是魯迅先生幫助了這對愛國文學青年。他的《八月的鄉村》和蕭紅的《生死場》得到了魯迅先生的重視，為他們寫序，幫忙出版，並托父親為《生死場》寫了后記。父親對二蕭的創作十分重視，他們也與父親結成了戰斗友誼。父親曾對蕭軍說：“她（蕭紅）在創作才能上可比你高……而你可能寫得比她深刻，但常常是沒有她的動人。你是以用功和刻苦，達到藝術的高度，而她可是憑個人感受和天才在創作……”（這段話，最近被原樣收入到了蕭紅的傳記影片《黃金時代》中）

　　抗戰時期在武漢，他們又全力支持《七月》的出版。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蕭軍與他年輕的妻子王德芬從成都來到重慶，父親幫他與八路軍辦事處取得聯系后去了延安。聽說，他在延安頗得毛澤東的器重，和毛很談得來。可是，到了延安整風時，他卻因替王實味抱不平憤而出走，到農村去開荒，自給自足。還是“組織”將他接了回來，最后回到東北家鄉搞文化工作。到了1948年，他卻又由於所編《文化報》上涉及解放東北的蘇軍中一些違反紀律的情況，而受到批判和處分。父親到東北后，蕭軍有滿肚子的委屈要對父親訴說。但父親不了解情況，無法做出是或非的判斷，隻能勸他應該克服個人英雄主義，多做自我批評。

　　1965年底，父親監外執行、從秦城回到家中時，聶紺弩前來相見，他說，蕭軍也很想來，並提議三人同照一張相留作紀念。父親雖然也很想見蕭軍，但終於沒有通知他，因為父親知道他孩子多，一大家人，不願給他找麻煩。直到1980年父親回到北京，才得以與蕭軍重逢。后來，蕭軍弄了一輛車，帶父親到郵電醫院，與病中的聶紺弩合影，總算完成了“三人同照一張相”的夙願！

　　我們兄妹和蕭軍叔叔都很熟，他住過的幾個地方：海北樓、團結湖以及最后的茂林居，我都去過。父親去世后，我們兩家仍常有來往。這些年來，由於工作關系，我與蕭耘夫婦互通信息交換資料，很聊得來，更成就了兩代人的情誼。

　　自1938年直到1980年，父親與蕭軍間的來往信件留存僅五十一封。前些年，經我與蕭耘合作整理發表於2004年2期《新文學史料》，留下了這一段友誼的佳話。

　　在前言中我們寫道：

　　“……51封的數量比起他們二人近六十年的友情來說，似乎少了一點，尤其是胡風致蕭軍的。但它們表達了我們的父輩冒著敵機的轟炸和日軍的炮火，而不願丟棄的這份真誠以及冒著被抄家批斗的危險仍不願毀掉的這份勇氣！要指出的一點是：蕭軍在三四十年代的這些信件於‘胡風案’發生時由公安部從胡風家中抄走，因此避免了在后來的運動中被毀滅的厄運，‘胡風案’平反后得以歸還﹔而胡風的這7封，歷經劫難，竟能留存下來實屬‘奇跡’——有的已沒有了下款和日期，或許那是情急時撕掉的（？）但也因此得以留存，以饗讀者。它們的內容不僅對於中國現代文學史有著很高的研究價值，更重要的是，從它們的遭遇中體現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而我們二人今天聯手來做這項整理工作，也正是為了再現父輩曾有過的友誼與合作——哪怕只是完成這項工作呢。”

　　邵荃麟誠懇地勸告說：“你難道要四面樹敵嗎？”

　　邵濟安（邵小琴）像她的爸爸一樣，是一個組織家，我們的聚會往往都是由她精心安排的。

　　1997年9月28日，我母親梅志在給彭燕郊的信中寫道：

　　“一直就想給你寫信，那是對於你寫荃麟的回憶文（即彭燕郊所作回憶邵荃麟的文章《荃麟——共產主義聖徒》，發表於《新文學史料》1997年第二期）寫點讀后感。你的文使我震撼！對荃麟我們實在不能忘了他，我認識他比你更早，那是抗戰前一年，他正同葛琴戀愛，在上海住了一個時期，好像他剛出獄……荃麟同志實在是一個忠於黨重視友情的好人，應該是好人一路平安。但他可受了不少不應有的誣陷，主要是為人受過，死得真慘。像你這樣的文章我還沒有讀過，受他好處的人，對他反叛的恐不多。那是個可怕的時代……”

　　父親雖自左聯時期才認識荃麟、葛琴，但他早在日本寫文藝評論時就關注他們的文字。抗戰期間，父親在《七月》上發表過荃麟的一篇譯文。1942年至1943年間，父母親和我哥哥自香港撤退后曾在桂林住了一年光景。此時，桂林黨的文化工作由邵荃麟和李亞群領導，胡風與他們來往甚密，在他們的領導下工作。查胡風這時期的日記，關於邵荃麟夫婦的記載共有34處。現舉幾段以見一斑：

　　“1942.5.5——荃麟來，談閑天甚久。”

　　“1942.5.30——夜，與M、曉谷到荃麟家晚飯，飯后到文供社為海燕劇社與文供社同人講《北京人》。”

　　“1942.5.31——荃麟來，閑談文藝問題與他底家庭，下午四時左右始去。”

　　“1942.10.25——曉谷滿八歲生日，賓基、王女士、紺弩、荃麟、盛家倫來吃晚飯。”

　　“1942.11.4——下午進城，荃麟夫婦請吃飯。飯后看影片《仲夏之夜》，即果戈理底《五月之夜》。”

　　“1942.12.14——下午進城，在荃麟處談天，適有自渝來之客人，談重慶情形。”……

　　從這些記述可以看出，父親和荃麟是很談得來的，兩家相處和睦，正如父親晚年在回憶錄中所說，“我和他在文藝問題上的看法上從來沒有對立的意見，我認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那時，葛琴主編的《青年文藝》上還發表了我母親的成名作童話長詩《小面人求仙記》。

　　到了抗戰后期，情況起了一些變化。荃麟之子邵小鷹在《我的父親邵荃麟與胡風》中是這樣寫的：“1945年初胡風在《希望》雜志的創刊號上發表舒蕪的哲學論文《論主觀》，片面和抽象地強調了主觀力量、主觀意志的作用，從而把他的文藝見解更提到哲學的高度上來表達。此后，荃麟與胡風在文藝思想和哲學觀念上就有了較大的分歧……”（見《粵海風》2012年第2期）。作為一位黨內的文藝領導者，荃麟自然是堅持“正統”，接受不了胡風的“異見”，但基於他對胡風的友誼和政治上的信任，他對胡風並不敵對，而是憂心忡忡地試圖去說服胡風改變執著的文藝觀點。彭燕郊曾記下了他親歷的一場荃麟、喬冠華與胡風關於《論主觀》的爭論：

　　“那時，紺弩和我都住在文協作家宿舍，四間房的小茅屋，和荃麟、葛琴、駱賓基一起。一天，胡風、喬冠華先后來找荃麟，紺弩和駱賓基都出去了，胡風、喬冠華、荃麟整個下午都在談《論主觀》，荃麟留他們吃晚飯，飯后繼續談到晚上八點多鐘。?輩的我，又不懂理論，一直坐在旁邊聽，沒敢開口。荃麟、喬冠華（他已很快就擺脫‘才子集團’的陰影）談的，離不開黨的思想文化政策必須貫徹執行。胡風反復強調的是：《論主觀》的本意（當然也是他的本意）是從理論上更深刻地闡明黨的思想文化政策，同樣是在執行黨的政策，不但符合當前的革命斗爭要求，同時符合革命斗爭的長遠利益。三個人都強調就這篇文章開展討論是必要的，有益的。我想我沒記錯，自始至終三個人都沒有用過批判這個詞，也沒有用過批評這個詞。客人告辭后，荃麟對我說：‘胡風，真沒有辦法，總是堅持他的觀點’。我說：‘好像太迂了，書呆子吧’。荃麟笑了。”（彭燕郊《我所知道紺弩的晚年》，載《現代中文學刊》2012年第1期）

　　從這幾件事我們看到，盡管荃麟對父親的文藝觀點有的方面有意見，但他並沒有採取粗暴的態度來批判，而是出自對父親的朋友之情表示了擔憂，覺得他走得太遠了。

　　后來到了1948年3月，由中共南方局主辦、荃麟主編的香港《大眾文藝叢刊》發表了長篇批判文章，對父親的文藝思想進行了首次書面批判。即使這樣，父親對荃麟也從無微詞，表示了理解。新中國成立后，邵荃麟擔任了中宣部副秘書長和作協黨組書記等職，已處於領導地位，但二人的私交仍很好。父親一人客居北京時，常到他家做客。小琴曾在文章中說：“胡風常常上我們家，喜歡吃我母親燒的‘獅子頭’，他大大的臉龐，一口響亮的湖北話，至今還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胡風日記》中則記有：“1950年10月3日——上午，荃麟夫婦請吃蟹，到有北喬、南喬、胡繩、默寒、雪峰等”。

　　我家到北京定居后，父親在小院四角栽了四棵果樹，高興地將這小院定名為“四樹齋”，並在一篇文章后面署上了“完成於北京四樹齋”的字樣。在給荃麟看此文時，看到末尾，荃麟很不以為然，誠懇地勸告父親說：“你難道要四面樹敵嗎？”一句話提醒了父親，這一齋名就此胎死腹中，從而也給父親減少了一項罪名。

　　即便到后來父親被正式批判時，荃麟也告訴《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同志們對父親要尊重，不要歧視他。胡風運動開始后，他也囑付作家協會的專案組“可劃可不劃的，盡量別劃”，從而避免運動的擴大化。到了反右運動時，他也是如此，以至於別人認為他“態度不夠鮮明”。1964年，他因“中間人物論”受到了嚴酷的批判，最終也列入了因“文藝問題”而受到批判的作家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更是被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受到批斗，住進了秦城監獄，終於不堪忍受迫害，於1971年6月10日去世。當母親看到小琴的回憶文章《願它永遠成為過去——紀念我的父親邵荃麟》中寫道，交給她的遺物中有一個喝水杯口周圍竟沾著黑糊糊的橡子面時，不免感到了一陣心酸。她對我說，荃麟有著嚴重的腸胃病，怎麼能受得了吃這樣不易消化、本不是人吃的食物呢？！經受著這樣的折磨，荃麟自然不久於人世，終未能看到自己的平反！

　　記憶中，我似乎沒有見到過荃麟叔叔的印象，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見到過葛琴阿姨一次。當時，我和母親陪父親去參加一次文學活動，葛琴阿姨坐著輪椅來了。母親激動地上前向她問候，你還認識我嗎？葛琴阿姨笑著沒說話。我們知道她在“文革”中受迫害導致偏癱失語。雖然無語，但我希望，她見到了老朋友應感到高興的。

　　周揚說了一句：文藝理論上你是最深刻的

　　周艾若，最早我是陪母親所在的作協離休老干部一起外出旅游時與他相識的。他和母親談他的生母時很是談得來。母親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時就認識他的親生母親，知道她為了支持周揚革命將自己的首飾都貢獻了出來，是一個很好的賢妻良母，后來卻被周揚拋棄了。母親很為她抱不平。

　　說起父親和周揚間的關系，那是學者和研究者作為專題寫了不少文章的，自然不需要我來多話。在此我隻說兩件真實的事情：一是，父親1946年8月14日在日記中寫道：“郭家晚飯，為周揚餞行之意”。當時，周揚本是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講學考察一年，可是辦理護照時竟遭國民黨政府拒發，隻得返回延安。據《晉察冀日報》報道，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茅盾、胡風、吳?四十余人聚集在郭沫若家中為他送別。這應該就是父親日記中所記的此事。當時，大家紛紛為周揚題詞。父親的題詞是：“沒有禮物，把我們的懷念和期待帶到北方去吧。中國已分幽明二界，在幽界中的我們，總要穿過屠刀，踩著荊棘走完這條路，直到我們在自由的陽光下面歡呼再見的一天”。可見，不管他與周揚間存在多少矛盾，但他一直視周揚是為了自由的新中國而戰的戰友。另一件是，父親在獄中，“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兩次拒絕與當局合作，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頭目”周揚，以“立功受獎”。他不同意大批判文章中所說的，周揚對毛澤東思想、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懷有刻骨仇恨”。他一直認為，周揚的問題主要是組織作風上的宗派主義和理論上的教條主義。不管如何，都應該對事不對人，沒有証據不能任意上綱上線。自己雖然被冤案所系，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決不願周揚也遭到同樣的命運。因此，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即使在高壓和誘逼下，父親也沒有按照“四人幫”的口徑來揭發周揚，提供不符合事實的材料。

　　1980年9月，周揚來到北醫三院，對病中的父親傳達中央對“胡案”第一次平反文件的征求意見稿，這是25年后他與父親的第一次重逢。當時，我也在場。病中的父親此時分外清醒，還與周揚談起往事，氣氛很好。周揚提到1946年曾到我家做客，父親客氣地說，飯不好，沒能好好招待你。周揚趕緊說，哪裡，哪裡……談到文藝，周揚說了一句，文藝理論上你是最深刻的。那一次，無論是父親還是母親，都沒有向周揚提到一句“文革”中的上述情況，后來也沒有向他人提起過，直至母親寫作《往事如煙》時才披露出來。這就是他們做人的原則。

　　上面所說的這幾位還只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學家。我在整理父親自1938年8月13日上海抗戰開始后的全部日記時，發現與他有聯系，有來往的人士竟有近千人之多，涉及文化界、社會界的方方面面。他（她）們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或進步人士，父親也大都與他們保持著友好關系。當然，到了“胡風”案發生時，他們中的有些人也受到了審查，甚至牽連。

　　最后，我要說的是，我和我的這些朋友們，雖然家庭或先或后在各項運動中受到沖擊，個人的命運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響，雖然從事的職業不一定是文學工作，但現在卻都在努力為自己父（母）親的事業做著責無旁貸的事情。我們身處新世紀，又到了互聯網時代，我們對已往的種種逐漸加深了理解，在我們的交往中既有共同語言，也有共同關注的問題，自然就走到一起來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友誼再也不會被某種因素所扭曲，更不用擔心被網羅進什麼“集團”中去了。這就是時代的進步！

　　2014年12月於京郊

　　本文作者曉風

　　胡風先生女兒。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現已退休。著有《我的父親胡風》、主編《我與胡風——胡風事件三十七人回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