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1日一早,便在微信上看到李汉先生通过人民日报国际部一位同事发来的鲁煤去世的噩耗。
南非约翰内斯堡比北京晚6小时,是夜惊雷滚滚,那也许就是鲁煤他老人家向我所的作最后的道别吧。
我害怕自己过于悲伤,会犯错误,于是,约请人民日报副总编马利一起为他老人家写了一则简短的讣告:
人民网北京12月11日电 (记者马利、蒋安全)七月派著名诗人鲁煤于12月11日凌晨五时许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1岁。
鲁煤原名王夫如,河北望都人,有诗集《扑火者》、《在前沿》,戏剧集《红旗歌》、评论集《风险中远航》(即将出版),回忆录《我与胡风的恩怨实录》等作品。其执笔的话剧《红旗歌》曾作为解放区向新中国献礼的优秀文艺作品,在全国演出,轰动一时,受到周恩来总理、周扬同志等高度肯定。
鲁煤在艺术上深受胡风、艾青影响,在政治上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忠实践行者。当年胡风在重庆一见鲁煤则惊叹为“又一个小天才”,其《狱中怀鲁煤》用“感敏如针口,触情滴沫收;胸藏慈母乳,眼尽故城秋;忍泪歌长犯,遮颜看世仇;红旗天际笑,袖笔走高邱”来概括鲁煤的诗情与诗才。诗友徐放说他做人“本本分分的”,写诗“扎扎实实的”,但另一位诗友牛汉则说他是“搞政治的”。
鲁煤如果活着是不愿用“著名”二字的,但现在由不得他了。马利大姐觉得最后两句显得小气,放在讣告里不得体,就删掉了。
其实,要评价鲁煤,光用胡风的《狱中怀鲁煤》是不够的,因为那是胡风心目中少年气盛的“扑火者”,而徐放、牛汉的话,尽管只是口头对我的看似随便的应答,但如果好好挖掘,更能完整地将一个真实的“被捂死”的(胡风语)鲁煤这一文学现象阐释清楚。
现在是长歌当哭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理性的力量来完成这项工作,后天,人们将在八宝山举行隆重仪式,告别这位划过一道闪光之后便熄灭了的天才。
如果说,鲁煤“被捂死”之后,其诗歌、戏剧创作方面的才华再难以释放,那么他的才华哪儿去了呢?“胡风集团”案发之后,因为有周扬的保护,他当了编辑,并开始写作文艺评论。由此,鲁煤的文艺评论,渐渐稀释了他的文学天才,让他慢慢成为一个“正常人”,这也许可以作为一种解释。所以,要研究鲁煤,不能不读他的评论,要研究鲁煤现象及其所经历的那个特殊时代,也不能不读他的评论。
人死了,盖棺论定可也。然而,对鲁煤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现在论定还为时尚早,作为他的忘年交,我只能做一点资料上的工作,更多的还尚待专家学者们来共同挖掘。以下是我在今年1月11日为鲁煤文艺评论集《风险中远航》所写的一点粗浅文字,实在是觉得不成熟,所以一直没敢给他,本想利用假期回到北京再与他一起讨论修改,但这一搁就是一年,如今,他竟不告而别。为纪念他老人家,我决定不再修改增删,原文照录:
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寓所位于一个大型高尔夫球场内,虽然不会打球,但散步是每天下午4点后必做的功课。
2013年10月的一天,正在散步时,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鲁煤的电话,他问我归期,并要我为他的文艺评论集写个序。
电话里我能感到,他在一万二千多公里外的声音依然洪亮,只是稍夹一点嘶哑:“我的文集诗歌卷、戏剧卷,还有别人评我的书都是你写的序,现在这本书的序当然还得你写啊!”
其时,鲁煤已90岁了,又刚得过一场大病,我再忙、再懒,也不忍拒绝他啊,因此就痛快地答应了。想到我们俩近20年来的交往,想到两年前去世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徐放,想到他如今不仅无人照顾,还要照顾生病的老妻和生活无着的女儿,不由得更产生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听着电话,我从一片开阔的绿茵场拐进河边一片小树林。正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发现了一个奇迹:有好几棵树上长着一丛丛灵芝。
小时候,经常听老人讲穷人遇宝贝的故事,神往了半辈子,现在终于体验了一回。我赶忙走过去,一片一片地往下摘,有过季干枯的、有虫蛀雨污的,也有带着赤芝特有香味的新鲜而闪着油光的,大似扇,小似菇。足足摘了有两三公斤。
在南非研究药学的一位朋友说,约翰内斯堡海拔1700多米,所产赤芝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但这里一般不产灵芝,因为干燥的原因。
也许是有了这一丛丛灵芝的吉兆,两个月后,我得以在回北京参加报社一年一度的工作会议期间,读到了鲁煤这本仍在编辑中的文艺评论集。
这又何尝不是一丛斑驳的灵芝呢!不管是虫蛀过的、雨污过的,还是过季干枯的,它们的“药效”应该都还是有的。那个时代,那个人留下的珍贵记录,我们真应该视为至宝。
鲁煤从事文学创作的发端是诗歌,在重庆寻找胡风,到张家口追随艾青,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爱国,为了诗。后来,因为革命的需要,他开始尝试运用歌词、小说、话剧等多种文学式样,为政治服务,而在周扬指导下创作的话剧《红旗歌》也成为他这种努力的文学创作的最高峰。
“胡风集团”案发后,因为有周扬的保护,鲁煤虽被“从轻发落”,但也由此不再从事文学创作,转岗当了《中国戏剧报》的一名编辑记者,并开始写起评论来。也正因如此,这个集子中收得最多的是戏剧评论,特别是对许多地方戏的评论。可以这样说,鲁煤如果不遭罹此难,便不会把心思用在他原本并不擅长的评论上;如果不遭罹此难,像鲁煤这样一心一意要超越《红旗歌》的作家,也不会花如此多的精力来研究什么地方戏。所以,这些作品是不可忽略的。
我曾问鲁煤在这些斑驳的灵芝中,哪些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说是为赵寰剧作所写的序《风险中远航》、在杨春兰编导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大树的别名是“杨派艺术”》等几篇,这也许就是鲁煤用《风险中远航》为这部文集命名的原因吧。我反复看了这些评论,它们很完整,很成熟,评说也很到位,不仅体现了鲁煤对作品了然于心,也倾注了鲁煤与这些戏剧艺术家深厚的情谊。它们让我想起鲁煤给徐放写的诗传《徐放其人其事的悲壮历程》,看上去是在写别人,实际上也是在写他自己,写他自己对人生和创作的理解。
我当然喜欢这类作品,但是,在作为一个普通读者阅读这部书时,给我更多惊喜的是另外一些。例如,这个集子中的第一篇是评汪曾祺改写的京剧《范进中举》的,它为今天研究汪曾祺,研究其后来在文革中参与样板戏创作等情况,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参考。再如,关于新编历史剧问题讨论的综述,特别是在《海瑞罢官》产生广泛影响后,鲁煤对吴晗的专访,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
关于他对曹禺的回忆,收入文集时鲁煤曾一度犹豫,问我合不合适,我说完全没有问题。这能有什么问题呢?
在这部评论集中也收录了他对艾青、路翎的回忆,但不知为什么,他的《我与胡风的恩怨实录》等作品没有收到书中,那也是很有价值的文学史料。
在经受了历史风雨的淘洗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些作品,尤感珍惜。作为先睹为快的读者,我觉得鲁煤文艺评论集的特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用真情、说真话、记真实。鲁煤为人率真、敏感,这方面胡风等前辈大家早已有所评说。所以,在鲁煤的文学评论集中,绝对没有装腔作势、拿腔拿调的东西,他的评论,是非、爱憎极为分明。而他关于新编历史剧问题讨论的综述等看似不加评论的新闻作品,也真实准确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话语与风云,完全是可信的。
二、 他文艺评论的起点高,悟性好,能够及时接受新东西。鲁煤两位恩师——胡风、周扬都是著名文艺评论家,受他们的熏陶,鲁煤一开始就能很好地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批评武器,并灵活运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文革结束后,他的评论中特别注重张扬人性之美,并自觉运用了社会学的批评武器。《三晋大地两好汉》、《竹乡姐妹二题》等短小的电视剧评论,就是这类典型。
三、 鲁煤的评论是建立在对作品认真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文学形态的作品,还是舞台上的作品,无论是重大题材,还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无论是大家名家、有全国影响的大剧团,还是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偏僻小县的小剧团,他都一视同仁,在认真研究之后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四、 以文学的而不是纯粹理论的、逻辑的表达来写评论。例如,读豫剧《谎祸》的随感《“我为人民鼓与呼”》、《徐放其人其诗的悲壮历程》等,不管是短是长,都可以让人一口气读下来。鲁煤说,他用文学的表达来写评论,是从胡风那里学来的。
五、 主张与人为善的批评。刚解放不久,鲁煤的《红旗歌》就受到了带有宗派主义色彩的文艺批评的打击,所幸得到周扬的保护,才幸免于难。所以,尽管鲁煤也是经历过各种运动的老“运动员”,也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但他的文艺评论从不扣帽子、打棍子,从不落井下石,而是与人为善,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是平等的、探讨式的。鲁煤曾为我带来了一些高行健的书,扉页上都有高行健恭恭敬敬写着的请“鲁煤老师指教”一类的话。鲁煤说他曾多次为高行健的戏剧作品说过话,此外,还帮助过北岛等一度在国内不受“待见”的诗人。可见,牛汉把鲁煤归为“搞政治的”一类,尽管鲁煤本人也不以为忤,但我认为那也不是完全准确的。鲁煤的创作虽然是为政治服务,但他从事文艺批评时却是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而绝对不是一个政客。
像鲁煤这样从事文学事业70多年的老同志已越来越少了,他们是当代文学的活史料,吐口唾沫都是宝,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和文化单位应该主动加以挖掘,而不应该让他们“自生自灭”。
多年前,鲁煤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当年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时开党小组会议,住在隔壁的曹禺因为不是党员,常常把耳朵贴在隔板上偷听,而他们这些小青年明明知道也装不知道。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就很能代表解放初老一代文艺家们的心态,那样的文学生态只能产生那个时代的文艺。但是,像这样能还原那个时代文艺生态的小故事,知道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因而也就更加珍贵了。
最后,我要诚挚地感谢李汉同志。他是鲁煤的学生,也曾是鲁煤家乡河北望都的父母官,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又厚道、热心,在鲁煤上次重病后,一直帮助鲁煤整理这部书,并在鲁煤和我之间进行联络。没有他的帮助,这部书也许就出不来了。
2014年12月15日于南非约翰内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