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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莫言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欢迎酒会上致辞。 新华社发莫言在瑞典学院演讲 视频截图
莫言在瑞典学院现场演讲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中国作家莫言来到瑞典学院演讲厅，向外界发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现场座无虚席，各路记者嘉宾齐聚一堂。莫言身着黑灰色中山装，面带微笑准时出现在现场。全场起立鼓掌，欢迎这位新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演讲主题是“讲故事的人”，他在演讲中讲到了母亲，讲到了高密东北乡，讲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而这些东西都成了他成年后创作的素材。
谈母亲
对大地，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莫言的演讲以回忆去世的母亲开始。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之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莫言表示，自己的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谈创作
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莫言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谈文学
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在谈到文学创作与社会的关系时，莫言说：“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于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谈争议
如同一个看戏人看众人表演
在演讲中，莫言还谈到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他说，起初，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自己，渐渐的，却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这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莫言说，“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讲故事
当众人都哭时允许有人不哭
莫言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在演讲的最后，他用三个寓意深刻的小故事作为结尾。
其中一个故事讲道：“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在最后，莫言再次提点了本次演讲的主题———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