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实录：莫言恩师童庆炳揭秘莫言文学创作之路【4】

[主持人]:你给他指导论文的时候，您觉得是什么样的经历或者什么样的事件造成他在1984年有这么大的变化。

[童庆炳]:当时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他学习了几年以后有体会，他终于写出一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部小说受到了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主任徐怀中的赏识，把他推荐到中国作家1985年的第二期发表，从此他就成名了。所以1984年转变，1985年，当他源于故乡、靠近故乡，开始写故乡的时候就开始成功了。但是莫言的论文与故乡创作关系的理解还不仅仅是这一点，首先对故乡有一个界定，这个界定非常重要，他认为故乡是一个血地，他为什么说是血地？他论文中说：作家的故乡不仅仅是指父母之乡，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童年乃至青年生活的地方。这个地方母亲生你的时候流了血，这个地方埋葬了你的祖先，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血地。这就把故乡对作家创作的意义提到了极高的程度，这是莫言论文的一个很独到的见解，是非常好的。莫言称故乡为“血地”，他认为创作有一个情感的根基，情感的根基就在你最熟悉的地方，最熟悉的地方就在童年生活的故乡，这是论文的一个很重要的论点。他论文里面还举了很多例子，他说当你构思一个故事，最方便的写法就是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放在你自己的故乡。孙犁在荷花淀里，老舍在北京的小胡同里，沈从文在凤凰城里，马尔克斯在马孔多镇，乔伊斯离不开都柏林，我当然就是在东北高密乡，这是他论文中的“源于故乡”。他论文里面更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说要“超越故乡”，创作要从特殊性中突出普遍性。莫言虽然认为故乡是文学的血地，但是他从来不把故乡照样的描写，去写真实的人、物、情、景，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进行一种文学性的处理。

[主持人]:把真实的故事加以文学的处理。

[童庆炳]:进行一种梦幻式的处理，审美性的处理，这样他就能够从特殊性特点到普遍性，从个别性提高到一般性，从这里就能够揭示出某种规律、某种跟高密东北乡，跟全中国人民各个城市、各个乡村都相通的地方，甚至于和世界广大的读者的乡村和城市都相通的地方，特别是人性、人情这些东西，他认为这些是相通的，所以他突出个别的，但是凸现的是普遍的东西，他认为要超越故乡。

[主持人]:基于故乡又超越故乡。

[童庆炳]:他还提出超越要有思想的超越、要有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很重要的。他最近的这部长篇小说《蛙》里面是有思想超越、哲学超越的，在这个小说里是揭示了一个思想悖论。正题，计划生育是国家大计，是应该拥护的，是应该坚持的。他甚至有的时候站出来和外国友人对话，中国的土地就这么一点点，我们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如果我们不计划生育，我们就养活不了我们自己，所以计划生育是必须的。同时又有一个反题，在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往往会有一些非人道、反人道的行为。强迫一些人做手术，强迫一些妇女比如说超生的妇女做手术。所以他的小说里又写了三个妇女之死，非常残酷，这又是一个反题。正题能够成立，反题也能够成立，这变成了一种思想悖论。

[童庆炳]:这就是一种哲学，这就超越了他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