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圣：小说为我带来的是艰难的救赎

月度作家：孙一圣

　　推荐理由

　　与大多数作家不同，孙一圣不是文学专业的科班生，也不是长期具有写作自觉的文学青年。他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基本不碰触文学，毕业之后干过酒店服务生、农药厂实验员等等工作，和文学的结缘始于生活迷惘带来的困囿，现实的虚无让他提笔写作，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进而走上专业写作的道路。

　　谈起文学创作的种种，孙一圣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不是他没有想法和见地，而是他不喜欢以“说”的方式表达关于写作的想法，他更愿意在写作中给出答案。正如海明威所说：“写作这门手艺不应该被过度的探究所干扰。”一个作家最真诚的便是以双手描绘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1986年出生的孙一圣，在写作上算是初出茅庐，但已确立了严肃写作的方向。他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实验性，胡安·鲁尔福是他的文学偶像。他擅长将寻常的现实生活，通过迷幻的方式放大变形，并以某种紧张感支配故事的氛围，最终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揭示现实的本来面目。除此之外，孙一圣的写作还深受农村生活的滋养，非常关注农村和城市中的底层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又和传统乡土作家很不一样，叙述和语言都在追求一种边缘感。

　　对孙一圣小说的评论，似乎总是少不了独特、荒诞等关键词。从他的作品名字便可看出端倪：《而谁将通过花朵望天空》、《倒退》、《福生》、《外婆别咿咿呀呀学我娘》（尚未发表）和《爸你的名字叫保田》，词语的使用带有梦境般的奇诡，阅读他的作品就是一次特别的文学旅程。

　　写作是慌张和抑郁的宣泄口

　　南方日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是什么促使你进行创作？

　　孙一圣：确切地说我是2011年开始正式写小说的，2010年也就是大学毕业那年开始有意识地去读小说的。我学的是化学专业，毕业以后干过很多工作，包括酒店服务生、水泥厂保安、化工厂操作员和农药厂实验员，每个工作都令人失望，我非常抑郁。我写作是因为毕业以后逐渐累积、无法平复的慌张感和抑郁感。我难以忍受现实的煎熬，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这种慌张和抑郁感以及时常的虚无促使我必须找一个宣泄口。所以我才尝试写作。以前我从不觉得我会写作，那时候我认为写作这么纯粹的东西是作家们的事，如果我去写作只能是个笑话。可是现在我却真的写了，我至今都觉得惊讶。

　　南方日报：你现在的工作是一名文学杂志的编辑，你认为文学写作带给你的挑战是什么？

　　孙一圣：对，我现在在一本名叫《坚果》的文学故事杂志做编辑。文学写作给我带来的不是挑战，我也不想去挑战谁，它给我的是帮助，如果没有写作对我的解救，我想我连活着都很困难。它为我带来的是救赎，虽然过程是艰难的。

　　南方日报：短篇小说是你目前主要的创作形式，现阶段你的创作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孙一圣：还是一个学习的阶段。我一直在学习，仍然在学习，虽然我每写完一个短篇都觉得这是我写得最好的短篇。但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嫌恶它，甚至碰都不愿碰。我会像对待野孩子一样粗暴地隔离它。

　　南方日报：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非常明确的观念？

　　孙一圣：会有，但不是很明确，还很模糊。如果说明确的，那就是短篇小说结构的清晰和逻辑的严谨。从《倒退》开始到之前的《外婆别咿咿呀呀学我娘》这些结构性和实验性都很强的作品都是这样。其中《外婆别咿咿呀呀学我娘》的结构尤为复杂。但到了《福生》我有了转变，我开始尝试做减法。减法很重要，这是我从胡安·鲁尔福身上学来的。最近我又在转变，正在写《爸你的名字叫保田》，除了减法我也加强了情感的血脉，希望它能达到我的预期。

　　《百年孤独》不是小说的好榜样

　　南方日报：阅读对你的创作影响大么？

　　孙一圣：我的阅读基本上少得可怜。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有“阅读障碍症”，就是精神难以集中，即使微小的动静都会牵走我的神经，然后恢复之前的阅读需要很长时间。一个一万字左右的短篇我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持续地读完，这不但难以想象，简直令我痛苦万分。因此我看过的小说不多，基本都是短篇小说，长篇就更难了。长篇只读过《百年孤独》，它也“误导”了我很长时间，就小说而言，《百年孤独》不是一个好榜样，甚至害了不少人。近两年的时间我阅读过的短篇加起来可能也只有四五本书。所以作为一个作者的阅读量来说，我简直是个穷鬼。

　　阅读对我的创作不单单是影响，可以说创造了我的写作。没有阅读就没有写作。我希望我能克服自身的狭隘去更多地阅读好书。

　　南方日报：你如何定位自己的写作？

　　孙一圣：简单地说是严肃，严肃的写作是我的方向。“定位”这个词太具体，就像被钉死一样。写作没有盖棺定论，也没有条条框框，只在内心。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但最起码自身需要一个清醒意识。我很悲观，说到底在写作上我们一直在走“歪路”，在不停地往“主线”上靠，有的人无限接近，而更多的人愈走愈远。

　　南方日报：你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孙一圣：基本上每个作者的下一步计划总是写出下一部作品来。我也是，我在构思下一篇小说。我先前准备写个大概三万字的中篇。写了开头，定准基调以后我发现现有的这个故事还不足以适应这个开头，所以就暂停搁置。这时也正好有了一个短篇的构想，这个短篇的名字叫《爸你的名字叫保田》，我特喜欢这个名字，如果我出短篇集我会用这个做书名。

　　南方日报：英国著名翻译家妮基·哈曼对你的小说评价颇高，认为你的侦探小说写得很有趣，请你简单谈谈你这部被哈曼点名称赞的作品。

　　孙一圣：这部作品的名字叫《而谁将通过花朵望天空》，准确地说这是一篇犯罪题材小说。妮基·哈曼非常理解它，她说：“这个故事看起来很现实，但其实只是一个巧妙的超现实主义。这不仅仅是一个犯罪小说，它引导并激起读者的想象。我觉得孙一圣具有很大的潜力。”她已经将这个小说吃透了，比我说得要好很多。

　　南方日报：你有预料到自己的作品会得到外国作家的赞誉么？对于将被翻译并在美国刊载，你有没有什么期待？

　　孙一圣：我从没想过我的小说会得到外国作家的赞誉，既意外又惊喜。除了妮基·哈曼，Words without borders的主编Susan Harris也喜欢这个小说，她说她被这个故事情节中的“逐渐构建的紧张悬疑气氛”所吸引。“那种对熟悉场景非比寻常的塑造”让她印象深刻。我没想到会得到她们这么高的评价，我很感谢她们。

　　我希望中国的小说能通过翻译更多地得到国外的认可。另外在我在接触过程中发现妮基·哈曼是一个非常负责并且细致的翻译家，她甚至会跟我抠某一个字的翻译，因为这篇小说的翻译问题我们来往的邮件很多。而且有许多跟她一样的翻译家们也在非常积极地推动着中国文学的“走出去”。

　　我的读者是我最敬重的合作者

　　南方日报：能谈谈你作品的实验性吗？

　　孙一圣：实验性这个说法也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准确地说不能用它来局限小说。小说是一个很自由的东西，没那么多的限制。实验性只是作者个人的摸索，在寻找与自己心灵相通的另一个世界体系。我之所以说我开始转变是因为之前的实验性偏重技巧，这个方向不错，但这不是最终目的，这只是通往不可预知的写作的踏脚石。这种不可预知是难以捉摸的，也需要运气。就我个人理解，我们通过写作可以使自己更加接近于一种不可预知的修为。就这点而言我希望我正在写的这个短篇《爸你的名字叫保田》能够远远地抛弃我。

　　南方日报：哪些作家的作品对你影响最深？

　　孙一圣：我曾经看过博尔赫斯的几篇代表作，算不上喜欢，但也不排斥。他的小说有格调，但不足以打动我。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威廉·福克纳，还有胡安·鲁尔福。虽然我迄今尚未读完他们的小说。他俩都是我的文学偶像，这是一直不会改变的。

　　南方日报：你的作品、短篇小说《倒退》，将一场荒诞的罪案，从终点一步步倒叙回原点，其中包含出人意料的人称转换，结构巧妙，你的构思从哪里来？人物有没有原型？

　　孙一圣：这篇小说源于一则报纸上的新闻。根据这个事件重新构思完成，也添进了我当时的一些个人体悟。如果有原型的话，除了新闻里的当事人，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因为当时的心态以及部分场景和细节是我本身经历过的。我当时在一个小出租屋里写小说，也没有工作，刚毕业，我身边的同学们都已经找到工作，而且他们对我的状态心存讥诮。写作之余我会在整个城市随意走动，当时我没钱，又不工作，经常饿肚子，去同学那里蹭饭，有时候经过银行时，会盯着摄像头产生不轨之心。

　　为了让曹国良这个人物剥离出“我”的个人成分，我才使用了这个有距离感的第二人称。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创作驱动，具体产生什么效果还要看读者的反馈。

　　南方日报：《倒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氛围，让人不易捉摸，能否解释一下你的想法？

　　孙一圣：我一个朋友看了《倒退》这个小说后写了一段话，我觉得他总结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压抑、晦暗的故事，一段回返往复、逃之不脱的苦难圆圈。如果强烈的设计感体现的是最初的写作冲动，那密布全篇的压抑、无谓、无望则似乎牵扯到创作者本人的精神世界。就《倒退》而言，剥去设计感不谈，我个人看到的是作者的苦闷和自怜。也许这是最符合我当时心境的解读。

　　南方日报：你希望通过你的创作表达什么？或者为读者提供一个怎样的空间和阅读感受？

　　孙一圣：我不想表达什么，对我来说小说的表达向来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时候我自己也不清楚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反而是通过读者的感受来完善和清晰我自身的表达。我希望读者帮我完成我的创作。让读者根据我写出的空间建立他们自己的空间，我的读者是我最敬重的合作者。我们的合作也许是单线的，但是这无数的单线交织成网，读者越多越密集，这又是一个多层次、多空间、相互依存或者相对独立的状态。这是一种很难说清楚，很微妙的感觉。

　　其实，一篇小说写完之后并没有结束，它只是脱离了作者，剩下的工作交给读者来完成。不管是批评还是赞赏，作品还能继续鲜活，即便作者已经不在人世。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