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变梁启超：百口谤之 而无伤损

　　纪念任公 1903年梁启超在温哥华留影

　　梁启超的善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无论是他的生前还是他的身后，大家都愿意拿他的善变作为一个题目来谈论。不管是推崇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也都经常提到他的善变。

　　谈梁启超的善变，很多人是把它当作一种道德上的缺陷来指责的。没有深入地去探讨他究竟因为什么变、是什么促使他变、他向什么方向变……“变”是由个人原因，还是社会历史环境原因造成的。

　　梁启超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认识有时甚至超过旁人对他的认识。

　　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梁启超不讳言自己善变

　　其实梁启超本人并不讳言自己的善变，他有一篇文章叫《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在这篇文章的题注中就写了这么一句话：“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就是用我自己的矛来讨伐我自己；“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认为他今天的选择是对的，以前的认识或看法是不对的，但是他不愿意沉默，不愿意把自己的转变放在心里，他愿意跟大家交流；“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他愿意把自己思想的变化写出来交给读者，由读者来判断他的这种思想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他对自己的“变”是这样来解释的。

　　多年以后，他作《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的时候，再次提到自己善变。他说：“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他认为他的内心当中有两种东西经常打架，一个是保守的精神，一个是积极进取的思想，都在他的心里不断交战。“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他的思想有时候矛盾是非常尖锐的、极端对立的，“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是很善于用这种办法的，用今天的思想来质疑昨天的思想，“世多以此为诟病”，他说社会上经常拿我这样一种行为批评我，对我有一些负面的评价，“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他对自己的看法其实是很清醒的，他认为他这样两种思想、不断否定自己，可能传播的效果就受到影响，效力就自相抵消了，他认为这是自己生性中的一个弱点。

　　应该说梁启超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对自己的认识有时甚至超过旁人对他的认识。他的每一次改变都有不得不变的理由，只是很少有人去观察和分析他的这些理由，而宁肯人云亦云地指责他的善变为人格缺陷。

　　梁启超人生的三大转变

　　◎解玺璋

　　梁启超有一个学生，叫李肖聃，这个人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的女儿李淑一大家一定熟悉，毛主席的那首诗词《答李淑一》就是写给李肖聃的女儿的。

　　李肖聃在民国初年曾经给梁启超做过秘书，而且梁启超有些文章是他帮忙代笔的。他说对于梁启超虽然“百口谤之，而与梁固无伤损”，意思是，大家虽然都说他的不好，但是对于梁这个人本身没有什么损害。所以我下边就具体谈谈他的几次转变。

　　第一变：从书斋走向社会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出生于1873年，1929年去世，活了56岁，他的第一次大变化发生在认识康有为之后。他认识康有为的时间是1890年，这一年他18岁。在这之前，他12岁中了秀才，可以说是一个少年天才，17岁中的举人，大家知道中了举人社会地位就会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家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祖父、父亲都过着亦读亦耕的生活，主要生活来源靠种地，也靠教一点书。

　　认识康有为以前，梁启超的人生目标是光宗耀祖，参加科举走传统知识分子这条路。这时候的康有为只是一个秀才，但是他在1888年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这一举动轰动了他的广东老家，甚至名扬全国，虽然上书最终并没有递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在北京滞留了一年多，又回到了广东，他当时计划在广东老家办学传播改革思想，就在这个时候梁启超认识了康有为。从社会地位上来讲，康有为没有梁启超高，但他比梁启超年长，社会知名度高，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要比梁启超大。

　　梁启超的同学陈千秋，约他一起去拜访康有为。这次拜访使得梁启超对康有为口服心服。后来他在自己的《三十自述》当中写了一段话，回忆他第一次见康有为时的情景：“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的字）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指康有为，因其是广东南海县人）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康有为让梁启超意识到以前学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学问，“数百年无用旧学”都被康有为驳斥了。后来康有为写了两本书，一本《孔子改制考》，另一本《新学伪经考》，这两本书其实就是他跟陈千秋、梁启超谈论的主要内容、思想。

　　梁启超很快变成了康有为的追随者，他和陈千秋建议康有为自己办一个学校，就是后来的万木草堂。最早康有为的学生就是十大弟子，其中包括陈千秋、曹泰。这两个人英年早逝，他们去世后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的大弟子。大约在1890年到1894年之间，梁启超都在万木草堂读书，同时也在外面自己教一些课。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正赶上《马关条约》的签订，于是他们发动了“公车上书”。一直到“戊戌变法”1898年，梁启超都在为康有为摇旗呐喊，在整个康氏体系当中，梁启超是他最得力的弟子。特别是1896年他们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担任总主笔，他的文章风靡全国。这个时候其实梁启超的社会知名度、影响力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

　　1897年，湖南长沙要开办时务学堂。当时就有人说请康有为不如请梁启超主管这个学校，所以最后请了梁启超去做总教席（校长）。这说明那个时候梁启超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康有为。这个时候康、梁之间还没有什么大的分歧，虽然梁启超对他的老师的一些学问有不同看法，可是碍于师生面子，他并没有提出来过。只不过到了晚年他在回忆的时候指出老师书里面的一些瑕疵。

　　所以梁启超的人生第一变，是从一个书斋里的、做学问的、热衷于考据的好学生，到认识康有为之后，走上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或是政治家、教育家的路。我们理解他的这个变化，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当中，视野开阔之后自然而然的变化，他要追求一种新的潮流，这个潮流是一种进步的趋向。因为在他后来的人生中，最主要在做两件事，一个是办报、写文章；一个是办教务，包括办学校、办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的创立都与他有关，中国最早的译书局也是他创办的。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建设当中，梁启超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每一件重要的事情中都可以找到他的痕迹。

　　第二变：流亡海外跳出康有为束缚

　　梁启超的再一变还是与康有为有关，他虽然一直是康的思想“猛烈的宣传运动者”，这是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的，这一直持续到“戊戌政变”之后，康、梁流亡海外。

　　流亡海外之后，梁启超的眼界又一次被打开了。他在国内的时候，也就是“戊戌变法”之前，他的阅读还是有局限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翻译过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方面、思想文化方面、政治制度方面的书籍非常少，有也是很浅显的一些东西。他到日本后发现，因为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大量引进西方的学术，特别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方面的书，而且日本的新闻界很发达，杂志报纸非常多，传播西方文化的力度相当大。

　　梁启超自叙他在逃亡日本的轮船上用一周的时间学习日语，就可以粗读日文的一些书籍和报刊。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大量地阅读日本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他后来的变化跟这是相关的。梁启超这个变化主要是对康有为所提出来的“孔教”的态度不同的一种变化。他在“戊戌变法”之前是一直积极地宣传、弘扬康有为的思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康有为要立孔教。康有为绝对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他为什么要立孔教？这跟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形势有关，他认为中国这几十年来尤其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为什么历次跟西方的矛盾最后都以中国失败告终？就是西方有一个宗教传统，而中国缺少这个，他希望能对抗西方的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这时候他提出来中国应该也有一个宗教。

　　到了日本眼界开阔之后，梁启超重新思考这件事。他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认为在20世纪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人人都要争求自由，而这个自由主要是思想上的自由，立一个孔教恰恰限制和约束了人的思想的自由。其实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读了英国学者写的《自由论》一书，他当时很信奉这套思想，所以开始反对老师的观点。他把文章发在了他主办的《清议报》上，这是梁启超第一次把与康有为的矛盾公开化。

　　康有为到了日本之后被清政府通缉，所以日本政府就把康有为送出境了。康去了英国、美国，又到了南洋一带，一直不能回日本。因为清政府不同意日本收留他，所以只有梁启超一个人在日本。老师不在身边，他也就自由了很多。包括他自己主持《清议报》，很多文章都是他自己写的，他可以把自己的思想不断通过报纸传播出去。这个时期的梁启超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非常激烈的梁启超，跟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那个梁启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开始放弃尊孔、放弃立孔教，甚至走到了批孔道路上。

　　他激烈的言论不光引起了康有为的不满，也引起了像黄遵宪和严复他们这些老先生们的不满，批评梁启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梁启超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些老先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不光是康有为，这里面特别是黄遵宪和严复对他起了很大的不断修正的作用。这也是他的一变，这一变可以说使他从康有为的束缚当中跳出来了，视点更高了，眼界也更开阔了。

　　这个时候的梁启超有很多激进的、革命的主张，包括他跟孙中山走得很近，他们当时想成立一个组织，打破“保皇会”和“兴中会”的界限等。

　　如果想真正了解一个人，那就认真地读他每个时期的著作，包括了解他的经历。梁启超激进的主张持续到1903年，包括他被康有为派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这个时期。他在跟康有为的通信中虽然不断检讨自己对老师有失礼的地方，但是他认为自由还是人的第一权利。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下面我要讲到他最后怎么放弃革命的思想，再次转到了君主立宪上来。

　　第三变：放弃革命主张

　　转向君主立宪

　　很多人喜欢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文章写得慷慨激昂。那个时候他把中国的20世纪想象得非常壮丽。当时梁启超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形象，但是后来发生了他的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变化——放弃革命主张，放弃激进主义、破坏主义，而转向了稳健的、君主立宪的这样一种政治诉求上去。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变化要从他访美开始。1903年，美国的“保皇会”又邀请他去美国。他在美国待了10个月的时间，这成为他思想的又一重要拐点。

　　梁启超去北美有一个预设的目的，就是要考察“新大陆的政俗”，新大陆指北美，主要是美国、加拿大这两个国家。他认为美国就是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美国革命可以作为中国革命的榜样，甚至认为经历一次美国式的独立战争，中国就可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

　　经过一年的考察，走了几十座城市，见了很多人、谈了很多话，他发现美国的民主共和绝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国人的自由并不是因为独立战争之后造成的，在独立战争之前他们就已经拥有了自由。美国人能得到现在这种民主共和自由的体制有革命之外的原因，不仅仅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这样一种革命的方式、战争的方式，还有其他原因在里面。在他看来主要就在于美国政治进化的特殊性。

　　他从美国考察之后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暴力革命不可为；第二：中国现在尚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条件；第三：君主立宪是最好的政治选择。

　　他在《新大陆游记》中总结中国人的缺点主要有四条：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

　　回国之后，他在《新民丛报》陆续发表了《答飞生》、《答和事人》、《论俄罗斯虚无党》、《俄国立宪政治之动机》、《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续纪俄国立宪问题》，乃至长文《开明专制论》等一系列文章，公开宣布其宗旨，从日倡革命排满、破坏主义，转向尊王、立宪。他在《开明专制论》的开篇中特别说明，其主张开明专制，与立宪主义并不自相矛盾，是中国现有条件下的必经阶段。他在文章结束时明确提出了立宪的时间进程：“虽在承平之时，有一强有力之中央政府，网罗一国上才以集其间，急起直追，殚精竭虑，汲汲准备，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

　　他的这一变固然是康有为所欢迎的，但在社会上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年轻人的不理解。善意的提醒，恶意的指摘，一时间都传到梁启超的耳中，他也在许多场合做出了回应。

　　蒋百里署名“飞生”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文章，对梁启超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他的观点“倒果为因”，颠倒了因果关系。一位自署“和事人”的读者，也写信对他自美洲归来改变宗旨提出质疑。

　　与梁启超最相知相通的，还是黄遵宪，他在1904年写信给梁启超说：“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梭、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

　　俄罗斯之梦就是宪政之梦。大约在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之初，梁启超就已关注到俄罗斯的革命运动，曾作《革命！俄罗斯革命》一文，为俄罗斯革命而大唱赞歌。

　　两年之后，他写《论俄罗斯虚无党》，态度为之大变，他说：“虚无党之手段，吾所钦佩，若其主义，则吾所不敢赞同也。”他在这里提到的虚无党，现在通常称为民粹派。梁氏为何不敢赞成他们的主义呢？因为，“彼党之宗旨，以无政府为究竟”，这是梁氏不可理解的，在他看来，即使今后达到大同太平世界，也不能没有政府。

　　实际上，梁启超更看重俄罗斯的，还是“所谓地方议会者起焉”，由于有了地方议会，“凡关于各地方上教育之普及，道路桥梁之修筑，卫生机关之设备等，其权利义务，皆归此议会，实俄国民权之一大基础。”他还看到，“租税问题，实对付专制政府之不二法门也。今俄之地方议会，其所挟持者，实在此点。”他主张：“以租税问题为正军，以暗杀主义为游击队，俄民之复见天日，其遂不远乎！”(《饮冰室合集》集外文220－222页)

　　以上讲了梁启超在思想上和政治选择上发生的三次变化。民国初年，梁启超放弃了坚持多年的君主立宪，接受民主共和这个现实，致力于民主立宪——先与袁世凯合作，共建民国；又与袁世凯决裂，再造民国，也是一次较大的变化。再一次发生在1920年前后，梁启超欧游归来，思想上又一次发生巨变，因牵扯问题更多，只能以后找机会再讲。后一次变化，可以参看《欧游心影录》这本书。

　　诚然，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时代，他的善变，是想努力适应这个时代，并跟上这种变化。

　　本版文根据解玺璋讲座整理

　　本版速录/崔莹

　　本版供图/小艾

　　（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