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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变梁启超:百口谤之 而无伤损

梁启超的善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无论是他的生前还是他的身后,大家都愿意拿他的善变作为一个题目来谈论。诚然,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时代,他的善变,是想努力适应这个时代,并跟上这种变化。
2013年02月25日09:35    来源:北京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1903年梁启超在温哥华留影

  纪念任公 1903年梁启超在温哥华留影

  梁启超的善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无论是他的生前还是他的身后,大家都愿意拿他的善变作为一个题目来谈论。不管是推崇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也都经常提到他的善变。

  谈梁启超的善变,很多人是把它当作一种道德上的缺陷来指责的。没有深入地去探讨他究竟因为什么变、是什么促使他变、他向什么方向变……“变”是由个人原因,还是社会历史环境原因造成的。

  梁启超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认识有时甚至超过旁人对他的认识。

  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梁启超不讳言自己善变

  其实梁启超本人并不讳言自己的善变,他有一篇文章叫《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在这篇文章的题注中就写了这么一句话:“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就是用我自己的矛来讨伐我自己;“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认为他今天的选择是对的,以前的认识或看法是不对的,但是他不愿意沉默,不愿意把自己的转变放在心里,他愿意跟大家交流;“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他愿意把自己思想的变化写出来交给读者,由读者来判断他的这种思想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他对自己的“变”是这样来解释的。

  多年以后,他作《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的时候,再次提到自己善变。他说:“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他认为他的内心当中有两种东西经常打架,一个是保守的精神,一个是积极进取的思想,都在他的心里不断交战。“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他的思想有时候矛盾是非常尖锐的、极端对立的,“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是很善于用这种办法的,用今天的思想来质疑昨天的思想,“世多以此为诟病”,他说社会上经常拿我这样一种行为批评我,对我有一些负面的评价,“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他对自己的看法其实是很清醒的,他认为他这样两种思想、不断否定自己,可能传播的效果就受到影响,效力就自相抵消了,他认为这是自己生性中的一个弱点。

  应该说梁启超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对自己的认识有时甚至超过旁人对他的认识。他的每一次改变都有不得不变的理由,只是很少有人去观察和分析他的这些理由,而宁肯人云亦云地指责他的善变为人格缺陷。

  梁启超人生的三大转变

  ◎解玺璋

  梁启超有一个学生,叫李肖聃,这个人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的女儿李淑一大家一定熟悉,毛主席的那首诗词《答李淑一》就是写给李肖聃的女儿的。

  李肖聃在民国初年曾经给梁启超做过秘书,而且梁启超有些文章是他帮忙代笔的。他说对于梁启超虽然“百口谤之,而与梁固无伤损”,意思是,大家虽然都说他的不好,但是对于梁这个人本身没有什么损害。所以我下边就具体谈谈他的几次转变。

  第一变:从书斋走向社会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出生于1873年,1929年去世,活了56岁,他的第一次大变化发生在认识康有为之后。他认识康有为的时间是1890年,这一年他18岁。在这之前,他12岁中了秀才,可以说是一个少年天才,17岁中的举人,大家知道中了举人社会地位就会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家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祖父、父亲都过着亦读亦耕的生活,主要生活来源靠种地,也靠教一点书。

  认识康有为以前,梁启超的人生目标是光宗耀祖,参加科举走传统知识分子这条路。这时候的康有为只是一个秀才,但是他在1888年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这一举动轰动了他的广东老家,甚至名扬全国,虽然上书最终并没有递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在北京滞留了一年多,又回到了广东,他当时计划在广东老家办学传播改革思想,就在这个时候梁启超认识了康有为。从社会地位上来讲,康有为没有梁启超高,但他比梁启超年长,社会知名度高,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要比梁启超大。

  梁启超的同学陈千秋,约他一起去拜访康有为。这次拜访使得梁启超对康有为口服心服。后来他在自己的《三十自述》当中写了一段话,回忆他第一次见康有为时的情景:“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的字)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指康有为,因其是广东南海县人)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康有为让梁启超意识到以前学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学问,“数百年无用旧学”都被康有为驳斥了。后来康有为写了两本书,一本《孔子改制考》,另一本《新学伪经考》,这两本书其实就是他跟陈千秋、梁启超谈论的主要内容、思想。

  梁启超很快变成了康有为的追随者,他和陈千秋建议康有为自己办一个学校,就是后来的万木草堂。最早康有为的学生就是十大弟子,其中包括陈千秋、曹泰。这两个人英年早逝,他们去世后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的大弟子。大约在1890年到1894年之间,梁启超都在万木草堂读书,同时也在外面自己教一些课。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正赶上《马关条约》的签订,于是他们发动了“公车上书”。一直到“戊戌变法”1898年,梁启超都在为康有为摇旗呐喊,在整个康氏体系当中,梁启超是他最得力的弟子。特别是1896年他们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担任总主笔,他的文章风靡全国。这个时候其实梁启超的社会知名度、影响力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

  1897年,湖南长沙要开办时务学堂。当时就有人说请康有为不如请梁启超主管这个学校,所以最后请了梁启超去做总教席(校长)。这说明那个时候梁启超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康有为。这个时候康、梁之间还没有什么大的分歧,虽然梁启超对他的老师的一些学问有不同看法,可是碍于师生面子,他并没有提出来过。只不过到了晚年他在回忆的时候指出老师书里面的一些瑕疵。

  所以梁启超的人生第一变,是从一个书斋里的、做学问的、热衷于考据的好学生,到认识康有为之后,走上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或是政治家、教育家的路。我们理解他的这个变化,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当中,视野开阔之后自然而然的变化,他要追求一种新的潮流,这个潮流是一种进步的趋向。因为在他后来的人生中,最主要在做两件事,一个是办报、写文章;一个是办教务,包括办学校、办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的创立都与他有关,中国最早的译书局也是他创办的。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建设当中,梁启超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每一件重要的事情中都可以找到他的痕迹。

  第二变:流亡海外跳出康有为束缚

  梁启超的再一变还是与康有为有关,他虽然一直是康的思想“猛烈的宣传运动者”,这是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的,这一直持续到“戊戌政变”之后,康、梁流亡海外。

  流亡海外之后,梁启超的眼界又一次被打开了。他在国内的时候,也就是“戊戌变法”之前,他的阅读还是有局限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翻译过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方面、思想文化方面、政治制度方面的书籍非常少,有也是很浅显的一些东西。他到日本后发现,因为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大量引进西方的学术,特别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方面的书,而且日本的新闻界很发达,杂志报纸非常多,传播西方文化的力度相当大。

  梁启超自叙他在逃亡日本的轮船上用一周的时间学习日语,就可以粗读日文的一些书籍和报刊。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大量地阅读日本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他后来的变化跟这是相关的。梁启超这个变化主要是对康有为所提出来的“孔教”的态度不同的一种变化。他在“戊戌变法”之前是一直积极地宣传、弘扬康有为的思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康有为要立孔教。康有为绝对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他为什么要立孔教?这跟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形势有关,他认为中国这几十年来尤其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为什么历次跟西方的矛盾最后都以中国失败告终?就是西方有一个宗教传统,而中国缺少这个,他希望能对抗西方的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这时候他提出来中国应该也有一个宗教。

  到了日本眼界开阔之后,梁启超重新思考这件事。他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认为在20世纪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人人都要争求自由,而这个自由主要是思想上的自由,立一个孔教恰恰限制和约束了人的思想的自由。其实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读了英国学者写的《自由论》一书,他当时很信奉这套思想,所以开始反对老师的观点。他把文章发在了他主办的《清议报》上,这是梁启超第一次把与康有为的矛盾公开化。

  康有为到了日本之后被清政府通缉,所以日本政府就把康有为送出境了。康去了英国、美国,又到了南洋一带,一直不能回日本。因为清政府不同意日本收留他,所以只有梁启超一个人在日本。老师不在身边,他也就自由了很多。包括他自己主持《清议报》,很多文章都是他自己写的,他可以把自己的思想不断通过报纸传播出去。这个时期的梁启超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非常激烈的梁启超,跟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那个梁启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开始放弃尊孔、放弃立孔教,甚至走到了批孔道路上。

  他激烈的言论不光引起了康有为的不满,也引起了像黄遵宪和严复他们这些老先生们的不满,批评梁启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梁启超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些老先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不光是康有为,这里面特别是黄遵宪和严复对他起了很大的不断修正的作用。这也是他的一变,这一变可以说使他从康有为的束缚当中跳出来了,视点更高了,眼界也更开阔了。

  这个时候的梁启超有很多激进的、革命的主张,包括他跟孙中山走得很近,他们当时想成立一个组织,打破“保皇会”和“兴中会”的界限等。

  如果想真正了解一个人,那就认真地读他每个时期的著作,包括了解他的经历。梁启超激进的主张持续到1903年,包括他被康有为派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这个时期。他在跟康有为的通信中虽然不断检讨自己对老师有失礼的地方,但是他认为自由还是人的第一权利。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下面我要讲到他最后怎么放弃革命的思想,再次转到了君主立宪上来。

  第三变:放弃革命主张

  转向君主立宪

  很多人喜欢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文章写得慷慨激昂。那个时候他把中国的20世纪想象得非常壮丽。当时梁启超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形象,但是后来发生了他的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变化——放弃革命主张,放弃激进主义、破坏主义,而转向了稳健的、君主立宪的这样一种政治诉求上去。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变化要从他访美开始。1903年,美国的“保皇会”又邀请他去美国。他在美国待了10个月的时间,这成为他思想的又一重要拐点。

  梁启超去北美有一个预设的目的,就是要考察“新大陆的政俗”,新大陆指北美,主要是美国、加拿大这两个国家。他认为美国就是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美国革命可以作为中国革命的榜样,甚至认为经历一次美国式的独立战争,中国就可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

  经过一年的考察,走了几十座城市,见了很多人、谈了很多话,他发现美国的民主共和绝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国人的自由并不是因为独立战争之后造成的,在独立战争之前他们就已经拥有了自由。美国人能得到现在这种民主共和自由的体制有革命之外的原因,不仅仅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这样一种革命的方式、战争的方式,还有其他原因在里面。在他看来主要就在于美国政治进化的特殊性。

  他从美国考察之后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暴力革命不可为;第二:中国现在尚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条件;第三:君主立宪是最好的政治选择。

  他在《新大陆游记》中总结中国人的缺点主要有四条: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

  回国之后,他在《新民丛报》陆续发表了《答飞生》、《答和事人》、《论俄罗斯虚无党》、《俄国立宪政治之动机》、《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续纪俄国立宪问题》,乃至长文《开明专制论》等一系列文章,公开宣布其宗旨,从日倡革命排满、破坏主义,转向尊王、立宪。他在《开明专制论》的开篇中特别说明,其主张开明专制,与立宪主义并不自相矛盾,是中国现有条件下的必经阶段。他在文章结束时明确提出了立宪的时间进程:“虽在承平之时,有一强有力之中央政府,网罗一国上才以集其间,急起直追,殚精竭虑,汲汲准备,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

  他的这一变固然是康有为所欢迎的,但在社会上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年轻人的不理解。善意的提醒,恶意的指摘,一时间都传到梁启超的耳中,他也在许多场合做出了回应。

  蒋百里署名“飞生”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文章,对梁启超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他的观点“倒果为因”,颠倒了因果关系。一位自署“和事人”的读者,也写信对他自美洲归来改变宗旨提出质疑。

  与梁启超最相知相通的,还是黄遵宪,他在1904年写信给梁启超说:“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梭、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

  俄罗斯之梦就是宪政之梦。大约在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之初,梁启超就已关注到俄罗斯的革命运动,曾作《革命!俄罗斯革命》一文,为俄罗斯革命而大唱赞歌。

  两年之后,他写《论俄罗斯虚无党》,态度为之大变,他说:“虚无党之手段,吾所钦佩,若其主义,则吾所不敢赞同也。”他在这里提到的虚无党,现在通常称为民粹派。梁氏为何不敢赞成他们的主义呢?因为,“彼党之宗旨,以无政府为究竟”,这是梁氏不可理解的,在他看来,即使今后达到大同太平世界,也不能没有政府。

  实际上,梁启超更看重俄罗斯的,还是“所谓地方议会者起焉”,由于有了地方议会,“凡关于各地方上教育之普及,道路桥梁之修筑,卫生机关之设备等,其权利义务,皆归此议会,实俄国民权之一大基础。”他还看到,“租税问题,实对付专制政府之不二法门也。今俄之地方议会,其所挟持者,实在此点。”他主张:“以租税问题为正军,以暗杀主义为游击队,俄民之复见天日,其遂不远乎!”(《饮冰室合集》集外文220-222页)

  以上讲了梁启超在思想上和政治选择上发生的三次变化。民国初年,梁启超放弃了坚持多年的君主立宪,接受民主共和这个现实,致力于民主立宪——先与袁世凯合作,共建民国;又与袁世凯决裂,再造民国,也是一次较大的变化。再一次发生在1920年前后,梁启超欧游归来,思想上又一次发生巨变,因牵扯问题更多,只能以后找机会再讲。后一次变化,可以参看《欧游心影录》这本书。

  诚然,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时代,他的善变,是想努力适应这个时代,并跟上这种变化。

  本版文根据解玺璋讲座整理

  本版速录/崔莹

  本版供图/小艾

  (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责任编辑:温璐、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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