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朱时茂第一次演出为10块钱 观众拉脸没面子

　　晚报记者谢正宜报道摄影周斌

　　昨天下午，喜剧演员陈佩斯走上城市剧院的讲坛，主讲“人生大不同”公益演讲会。

　　“演戏的时候，我们并不平等，喜剧是把观众抬得很高很高，自己很卑贱很卑贱，我用我的卑贱来赢得观众的笑声，所以从上台的第一秒钟起，我们之间就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演讲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很简单，平等地在一起。”陈佩斯说，自己在舞台上“小”，在思考里“大”。

　　每当有人提及他当年的大红大紫，陈佩斯便连连自谦：“那个时候就没有同行，就水落石出，只此而已，时代造英雄。 ”而当00后问“陈佩斯是谁”，他笑，“00后一般都得叫我爷爷了，我们这一辈人，就告诉他们，‘陈佩斯是当年的一个喜剧演员！’这就不错了，一个艺人到了这个时候人还能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就是非常幸运的，而且也是非常成功的。 ”

　　第一次“上台”——捉蝴蝶

　　“人家一鼓掌我就起立撅屁股，这就是喜剧的一种小情境——当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成了惯性，变成机械行动以后就停不下来，一听到一个刺激立刻就有反应，这种桥段卓别林先生在《摩登时代》里演绎流水线上的工人，用得是最漂亮。喜剧人经常把生活升华了，把它变成喜剧的情境。”陈佩斯说，自己的启蒙老师，并不是在演艺圈浸淫多年的父亲陈强，而是远在天边的卓别林：“我特别怕我父亲，见他心里就有点打颤。他告诉我长大千万别干这行，我小的时候他也不让我进电影院，我家住在北影剧团宿舍，离剧场直线距离30米，但是我父亲就绝对不允许我往那去，让我复习功课，越这么管我功课就越不好，结果两个都耽误了。 ”

　　后来，陈佩斯终于还是上了台，“我记得北影剧团在演《日出》，那年夏天特别热，为了空气流通，侧台、副台的大门都开着，这个戏是悲剧，观众看得唏嘘不已，剧场安静极了，后台空空荡荡的，我就看见灯光都集中在女主角身上，我就越走越近，突然看见有一只蝴蝶从外头飞进来了，落在镜子边上，我就走上台去，摘下来走到她身边说‘阿姨，蝴蝶！’，回家挨了一顿暴打。那就是我第一次上台。”

　　尽管到了后来，陈强帮着儿子，在儿子觉得最困难和吃力的时候，手把手教，他演一遍，陈佩斯学一遍，但老爷子从来没有认可过儿子的天赋：“当时也是下乡没有去处了所以才学的这个，走上这条路完全是为了找一个吃饱饭的地，当时部队一个月45斤粮食，能吃饱，所以就去了。 ”

　　第一次演出——为了十块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艺术还是以说教为主流，谁都不敢正式把‘艺术的娱乐性’拿到桌面上来说，”陈佩斯把从事喜剧创作表演的自己称作 “公开的地下工作者”，“我的理想就是要给大家带来快乐，这种东西在当时不能说，好像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理想只放在逗乐上，档次太低了。 ”

　　1982年，陈佩斯跟朱时茂接到一个商演的邀请，出场费10块钱，“当时一听一场10块钱，怦然心动，但是要有节目，我和老茂就商量：‘一场10块钱呢，咱怎么也得挤进去！’朱时茂就出了一个主意，咱训练用的小品，有的特别可乐，把可乐的事给编一编，拿上去试试。我们一上去时，观众还很热情，我们俩说来说去，观众的脸一会儿却全都耷拉下来了。我们俩就觉得特没面子，在台上演到一半，就想有一个缝钻进去，还好朱时茂脸皮比较厚，愣撑着。 ”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下来，陈佩斯就觉得观众怎么那么难伺候，“观众是艺人的试金石，也是作品的试金石，那时候显然我们还不是金子，一点含金量都没有，但是我们得到锻炼，演着演着我们逐渐就发现了好多有趣的可能性，把所有失败的经验改改修修，每天和每天不一样了，越说越流畅，节奏也越舒展，结果就越演越火。那时候每天拿70块钱，美极了！ ”但回到部队，因为军人不允许私自商业演出，两人所有的收入都被没收了：“拿走的时候很心疼，但也觉得值了，因为我们获得了很多喜剧表演的经验。 ”

　　上春晚——姜昆、马季说咱好苗子

　　过了年以后，姜昆找到陈佩斯说：“中央台春晚挺好的，今年还要搞，你们参加不参加？ ”陈佩斯回说：“能参加！我跟老茂有个小玩意不错，演得挺火的！ ”看完两人的演出，导演组表示是个好苗子，但还得收拾收拾。这收拾来收拾去，就有了质的变化：“就是笑声，笑声哗哗地往前走，我们俩的心特别欢喜，有一种成就感，忽然获得了很多东西！ ”

　　那时候，陈佩斯演《吃面》，盛上第一碗面的时候，陈佩斯偷偷把这面给吃完了，姜昆赶紧说，不能一下吃完，得“三翻四斗”，马季也跟着就一句台词翻来翻去地帮他们磨，把整个戏剧节奏，整出了韵律美：“等我演到经验越多就越发现，喜剧被一个一个的技术环节控制着，不但有语言上的表述方法，还有讲故事的方法，我们经常为了卖个关子，故意隐而不发，把人的身份很多信息给埋着。演《吃面》，是一个导演要招一个群众演员，偶然碰上一个人来试试，这叫偶遇；但是《羊肉串》就不一样了，羊肉串的故事是一对天敌碰上一块，老鼠碰上猫了；再往后《主角与配角》，形成了人物表演惯性的错位，等于当着观众面换，产生了纠葛矛盾。越是好的喜剧铺垫得越干净越扎实，这时候就发现了喜剧有很多规律，小品的概念就是喜剧的短剧，像这种短剧在里面摸索了很多经验，朱时茂永远是强势，我永远是弱势，用小人物的机智和顽皮去戏弄他，后来就越来越清晰地变成一个套路，不是我们变成了一个套路，而是这个东西自古就有，只是我们大家没注意，它是有规律性的，我们两个就把它命名叫戏弄权威喜剧。 ”

　　进入迷茫——拍戏摔了群众还笑

　　后来有一次电影学院请他去讲课，“那是我们电影人的最高学府，我比较重视，提前看看理论书，看看滑稽是怎么解释的，看看幽默是怎么解释的”，“幽默就是对事对人的方法，不直接对抗，又不失尊严。而滑稽呢，滑是不正面摩擦，稽拆开就是一个人在茫茫的荒原里，在泥沼地里，后面有狼在追逐，没有地方去了，这代表人的困境，一个人在困境当中不失尊严地安然度过，这就是滑稽。 ”

　　很长一段时间，陈佩斯一直在探索喜剧的各种可能性，他做喜剧短剧，也做电视剧：“我曾经很执着，想有所作为，可是后来发现很糟糕，发现喜剧就是你倒霉我就开心，这太不人道了！ ”拍《少爷的磨难》时，边上都是十里八乡过来看热闹的，听说拍电影，演《吃面》的那个人过来了，“我光着脚在土路上跑，追汽车，那个地上全是蒺藜，只要一跑立刻扎进脚里，导演喊停以后，我一抬脚，鲜血淋淋的，疼得控制不住，就摔那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非常开心，当时我都惊住了，觉得笑是一个特别残忍的东西，怀疑我做的事情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条路上我没人可以商量，也没人能给我答复，只有自己一点点往前走。小品和电影在1997年画了个句号。 ”

　　探索喜剧——我想玩点大家伙

　　陈佩斯觉得，不能永远重复那个小的东西，“我是一个学雕刻的，不能因为那个印章赚钱就永远卖小石头，我还想玩点大家伙——东西越大，就越需要不同的方法才能支撑住这个空间和时间。我抱着一种求知的态度，开始尝试话剧的创作。 ”

　　陈佩斯的喜剧话剧，第一个是《托》：“完成一个大的作品，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同时也把我很多在小品舞台上获得表演的经验带到了喜剧舞台上，比如开场就直接和观众交流，开场就铺垫。这种方法过去在舞台上好象是没有过，因为自己多年在喜剧舞台上打拼，我有这个把控现场的能力。 ”

　　“小品锻炼了我的喜剧技术，我又把这种喜剧技术用在了话剧上，完成了两个小时快乐的创造，这个时候就真的发现自己在成长，获得了很多智慧。”陈佩斯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了一个“好的飞机设计师”，“想象出来的零件怎么做，怎么组合，全都是设计好的，两个小时从头至尾，观众在哪个点笑是精确计算的。 ”

　　又获得很多经验之后，陈佩斯做了《阳台》，这部戏可以说是他30年喜剧的总结，“当时也是非常巧，自己住进了新买的楼，住进以后发现很多让你吃不下吐不出的东西，整个上了一个大当，而且关系不对等，那种被屈辱简直是用语言无法描述的，特喜剧！ ”

　　寻找自我——人每时每刻都在演戏

　　演小品名满天下、承包果园做农民、钻研喜剧搞实践，到底哪个阶段，陈佩斯活得最像陈佩斯自己？他回答说：“加一块就是了！”

　　在陈佩斯看来，人不是在舞台上才叫表演，生活里每个人都在演戏，都在表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家庭角色，“你见了你妈整个口气，说话的调子都变了，见了儿子又变了，一直有角色不停地在变化着——演小品名满天下的时候，是我自己开着车在北京横冲直撞，跟着老茂到处应酬，那时候觉得也很自在。真的到农村承包荒山，土地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和它一起成长，然后在山里头写剧本，《阳台》就在那个山里面写的，从春天一暖和进去了，看着树上那柿子一点点长出来，到最后搁在窗台上，看着磨盘上小动物吃东西，黄鼠狼窜来窜去的，看着那个花开花落，听着鸟鸣，其实这个时候也是自我。但是这个时候是真的自我吗？也不是，我也在演戏，我也在扮演，我也有角色感，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隐士，一个桀骜不驯、孤芳自赏的隐士，所以那时候写出那个词心大着呢，野着呢，所以其实都是角色。像钻研喜剧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前两年喜欢穿中式衣服，那就是行头，都是扮演，就是演得好和不好，认真和不认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演了三十多年之后真有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