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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家林杉百年诞辰 其女撰文忆往事揭秘创作背后

李 梅

2014年12月30日08:1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苦心如水 静心如兰(往事)

  今年是父亲林杉诞辰一百周年。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剧作家,其创作的《党的女儿》《上甘岭》等影片每年还不时在电视台播放,但他的名字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作为他的女儿,却是经常地追索着他的身影、他的信念、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似乎,天人相隔的两代人之间,相联系的不再是生物密码,而是历史密码。

  手不释卷,是父亲树在我们心头永远的雕塑。他出生于上海小职员家庭,家徒四壁,但一生酷爱读书。这个习惯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养成的。父亲原名李文德。大革命失败后的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在浙南被捕,被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这所监狱是南宋大理寺的旧址,岳飞就屈死在大理寺的风波亭。

  在狱中,中共特别支部提出,“把国民党的监狱变成共产主义大学”,初中肄业的父亲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及英语等课程。幸运的是,他碰到了熟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著名演员刘保罗。几年前,他还在读中学时,曾经组织了青虹剧社,排演进步戏剧,给他们辅导的便是刘保罗。刘保罗为他一人开设了戏剧课,讲莎士比亚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难友们大多成为了国家经济领域的学者与骨干,而他从事了文艺工作。父亲生前曾经多次深情地怀念刘保罗——这位引导他走上文艺之路的前辈。

  抗战爆发后,父亲在山西革命根据地先后创建并领导了吕梁剧社、大众剧社等抗日文化团体,编导了二十余部戏剧作品。除了排演从延安学来的《白毛女》等话剧、歌剧外,他还借用晋中秧歌剧、山西梆子、眉户剧等地方戏曲,反映抗战或根据地的新生活。他尝试着将传统戏曲与外来戏剧形式“嫁接”,希望能生长出新的艺术形式——民族新歌剧。不断学习,不走老路,使他在创作上不断有所收获。

  1949年,父亲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一进京,他就被中央电影局“盯上”了。作为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父亲切身体会到“缺剧本”,于是,他边学边干,进入电影王国。1950年,他的电影“处女作”《吕梁英雄》问世了。剧本改编自老战友马烽、西戎的小说《吕梁英雄传》。

  他跟刘保罗学了两年导演理论,在山西当了近十年舞台导演,所以,他想圆自己的导演梦。1954年,父亲从北京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不过,除了随沙蒙一起导演了《上甘岭》外,他主要从事电影编剧,因为全国“剧本荒”。父亲一生共完成了十二部电影文学剧本,十一部被搬上银幕,其中十部完成于1950 年至1960 年间。一年一部的速度,可见他当时的创作力是相当旺盛的。与此同时,曾经担任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部主任、艺术副厂长的他,还参与修改了不少电影剧本,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父亲思维活跃,视野开阔,且关注时尚,但自我要求高,敢于推翻自己,所以,他写东西很苦。那些年,每有一个构思,他便深入相关地区,搜集素材,阅读资料,甚至一个人住到军营里,不分昼夜地写着;拿出初稿后,普遍征求意见,然后再离开家,再次不分昼夜地写着。因此,父亲的电影是心血熬成的,是苦胆泡成的。电影史家充分肯定了他在电影与中国戏曲结合方面、电影结构方面的探索与成就。父亲的电影作品完成于“文革”前十七年,带有当时的印迹,不过,其中所饱含的革命激情是纯真的,对于艺术创作的追求是纯粹的,对于生活与人生的态度是纯净的,经得起时间的推移与检验。当年,他主笔创作电影《上甘岭》时,觉得写的歌词不理想,便请来当时风头正劲的青年词作家乔羽,创作了数十年唱彻大江南北的《我的祖国》。

  苦读,苦寻,苦熬……父亲一生的关键词第一是苦心孤诣,他就像是寒林下的一潭秋水,波澜不惊,却在那儿和着光、应着风,自觉自愿地在那儿沉淀着、深思着……1969年冬天,全家被驱赶到天寒地冻的东北农村,父亲在如豆油灯下读书的身影,刀刻斧凿般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父亲的一生中,有两个梦缠绕着他不去,一是创作与工作,他曾经在戏剧与电影两个领域不懈地耕耘着,晚年又先后担任《大众电影》主编、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文学学会首任会长。这个梦是美梦,对于父亲这辈人,工作着是美丽的。或者说,父亲以一生不懈的奋斗证实着自己对于信仰与事业的忠诚;另一个梦却是噩梦,就是他的“叛徒”罪名,从1938年至1986年,差不多整整五十年,这梦魇如影相随,如山沉重。

  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时,父亲曾经两次被租界的巡捕房关押。每次,被亲友保出后,他没有回家,立即投入新的战斗。1937年,他在杭州陆军监狱坐了五年牢。这时,监狱特别支部在与狱外党组织失去联系、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根据新形势,做出了一个特殊决定:刑期已过三分之一的同志可以进反省院,履行“手续”先期出狱。父亲接到狱中党组织的通知,按规定履行“手续”出狱。

  出狱时,父亲二十三岁,因为执行了狱中特别支部的特殊指令,父亲从此有了“历史问题”,且由“个人负责”。出狱后,他在上海没有找到党组织,听说山西有党领导的抗日组织牺盟会,于是奔赴山西。

  他以满腔的热情与全部的智慧投入民族解放运动,曾任牺盟会洪赵中心区组织部长兼五县游击队政治处主任,不久,组织上让他转行,从事文艺工作。父亲渐渐意识到了“历史问题”意味着什么。1939年,父亲率由他创建的吕梁剧社全体人员赴延安学习,他这个社长由于“历史问题”被只身退回了山西。1942年整风时,晋西党委重新审查了他的“历史问题”,允许重新入党,党龄从1942年算起。“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倒,戴上了“大叛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直到1986年,他的“历史问题”才报请中央彻底解决——“由组织负责”,党龄从1931 年算起,恢复了1930年的团籍。这年,父亲已经72岁了。

  从我懂事开始,父亲的历史问题是我们全家的包袱,这包袱曾经无比沉重,但是,我们受妈妈的影响,相信他。许多年后,父亲说,就因为妈妈和大家对他的信任,他没有选择自杀。当然,还有比我们更重要的事为父亲所牵挂,那就是他的事业、他所热爱的祖国与人民。

  父亲身体瘦弱,性格温和,语调平缓,对事认真,对人温和,电影界说他是个“好老头”。 人说父爱如山,对于我们,父亲却是温情如水,山泉般清澈,江河般畅达,大海般深沉。他没有如山般为我们承担什么,但他如水般使我们能够承受一切。一生中,对于似有似无的控制,对于不由分辩的曲解,对于歇斯底里的打击,内心强大的父亲没有对抗,没有申辩。他以读书应对苦难,以工作了却苦难。

  1992年初,父亲平静地走完了他的读书人生。“静心如兰”曾经由张仃先生书写,挂在父亲的客厅里。那是父亲的终极诉求,如今,却是父亲的化身。如兰不绝的清香,荡涤着我们,护卫着我们。

  《 人民日报 》( 2014年12月30日 24 版)

(责编:王鹤瑾、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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